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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法學博士
對於選舉制度不滿意，不管如何也要按法定程序來修改，行使所謂「非暴力反抗權」，是輸打贏要，超越了集會、遊行、示威的界限，本身就是不公正、不合法、不民主的，與流氓行為沒有太大的分別。香港在推進民主的同時，也要擺脫對普選的迷思，必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各方面工作做好了，「非暴力反抗」也就沒有市場了，才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最近香港有個別學者在媒體鼓吹「公民抗命」，大意是如果2017年香港特區不能實現讓反對派可以「收貨」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香港市民就應當包圍中環政府總部，進行非暴力反抗。只要人數夠多，參與者有道德勇氣承擔罪責，事先張揚，時間持續，時機適當，由退休法官進行監誓會，又有意見領袖配合製造輿論，就能成為「最大殺傷力武器」，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屈服、讓步、就範，云云。
「非暴力反抗」是輸打贏要
香港的知識分子不是沒有思考能力的。世界各國的憲政和選舉制度不下百餘種，其中有民主程度高的，也有民主程度不高的，甚至是不民主的，但世界各國對此並沒有所謂「非暴力反抗權」。如果民主程度較低的，可以訴諸非暴力反抗權；民主程度較高的，為了要求更高的民主程度，也訴諸「非暴力反抗權」，世界就不成為世界了，社會就不成為社會了。
對本國的選舉制度，其本國總有人不滿意，不論不滿意的人有多少，總可以、也都要按法定程序修改。如果不能達成願望，修改不了，則只能留待日後。如果未能修改成功，就要行使「非暴力反抗權」，這就是「輸打贏要」，就是要挾和恐嚇，本身就是不公正、不合法、不民主的，與流氓似乎沒有太大的分別。
煽動他人做「馬前卒」 知法犯法毫無道德
在法治社會，「非暴力反抗」超越了集會、遊行、示威的界限，是非法的，不是合法的。香港《基本法》第42條規定，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香港特區法律包括不抵觸《基本法》的香港原有法律完全可以處理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公民抗命」，連鼓吹者本人也承認「非暴力反抗」是違法的，行為者要承擔罪責。既然如此，鼓吹者為何在背後煽風點火，卻要讓別人特別是尚未完全明白事理的年輕人做「白老鼠」呢？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即使鼓吹者自己也要做「白老鼠」，也不應當拉著其他人墊背，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才算有道德勇氣，才算是「好樣兒」的。
從鼓吹者的行文來看，其主張受美國哈佛大學法哲學教授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影響。羅氏所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就提倡「非暴力反抗」。但這是一種「學說」，並非具有普世價值，更不符合美國的法律規範。即使如此，「非暴力反抗」也必須有不公正的法律的存在作為前提，但香港特區有關選舉的法律制度並非不公正。如確有這樣不公正的法律，事先也必須通過其他正當手段，採取立法和司法的措施尋求問題的解決；即使採取了「非暴力反抗」行動，也不能導致破壞對憲法和法律的尊重。香港的鼓吹者看來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對「非暴力反抗」的理論知之未詳。
香港要擺脫對普選的迷思
當然，香港社會上既然有「非暴力反抗」的鼓吹，就應當引起特區政府的警惕，吸取所謂「五區公投，全民起義」以及「反國教運動」的教訓。《孟子．盡心下》：「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的意思是說，當政者昭昭了，市民才能昭昭。如果當政者昏昏，市民是不能昭昭的。所謂當政者昭昭，就是政府要進行正確的政治公關，展開適當的政治溝通。在此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要把「一國兩制」的道理講清楚，「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最好辦法，如不收回香港，內地十多億人民不答應；如按「一國一制」收回香港，香港有不少人不接受。只有「一國兩制」而不是「公民抗命」，才能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而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就要正確處理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
二是要提高政府的管治能力，廣大市民希望特區政府不但要比回歸前的港英政府好，也比世界其他善治的政府強。特區政府做得好的，需要加強宣傳。做得不好的，需要盡快改進，才能符合香港廣大市民的合理期望。
三是要擺脫普選的迷思，以為普選才能解決香港的管治只是一種錯覺。香港在推進民主的同時，還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了，「非暴力反抗」也就沒有市場了，才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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