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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楊偉文
近年有關勞工政策的討論比以往頻繁和激烈，社會和傳媒的關注也比以往多，2011年執行的《最低工資條例》和現在進行的標準工時研究和「談判」，都標誌著香港社會的政經文化和局勢出現實質變化，商界應當注意和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事實上，配合社會潮流發展，從而尋找生存之道，是商人的特質和優良傳統，也是他們取得較好生活條件的原因之一。
在勞工政策討論中，勞資雙方的意見主要環繞在「工人權益的合理保障」和「競爭力被削弱」的陳述和對質。從經濟學的學理來說，應該怎樣回應這類問題？答案可能令讀者有點驚訝。
「無形之手」建基「世間有情」
經濟學家喜歡視亞當．斯密為經濟學的鼻祖，並把《國富論》視為經濟學的「聖經」，故筆者就按斯密主要的經濟學理念作判斷基礎，為大家談一談勞工政策的問題。
《國富論》的貢獻是提供了「自由經濟」的理論基礎，說明「一隻看不見的手」如何導致整體社會財富水平上升，強調政府不要干預私人的生產和交易，世界自有一般力量帶動萬物有序地變化，產生一個合理和諧的結果，這是斯密的恩師哈吉遜「自然法」的核心信念，也是當時啟蒙運動和牛頓理論對知識界的影響結果，「自然的自由秩序」思潮直捲整個歐洲社會。經過二百多年的理論深化和補充，「一隻看不見的手」已形成自由市場機制和經濟競爭力的理論基石，公共政策推行多被視為增加生產成本，降低資源生產效率的禍首，最終導致整體社會生產量下跌，這就意味著失業率上升和生活物資減少的問題。
但熟悉經濟學發展的人都知道《國富論》引起「亞當．斯密問題」的辯論，這不單純是人性的「利己」和「利他」的討論，筆者認為這更是如何正確理解《國富論》的問題。現代學界的普遍看法認為《國富論》是斯密早期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之延伸和發展，是斯密整個道德哲學理論在法律學中行政、稅收和軍備的擴充部分，若以此作為斯密思想體系的總綱來看，他真正關心的是人際之間相待和人類社會發展等問題，財富增加只是手段，並非目的；重要的是國家怎樣對待企業家和人民，企業家如何對待工人。在當時英格蘭政府的貪污腐敗嚴重破壞了「財富自然增長的秩序」，限制其權力和對經濟事務的干預，是斯密認為可行之法。政府餘下的功能就是建立一個井然有序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的私有產權。
事實上，《國富論》第一卷是「勞動價值理論」，說明物品價值建基於勞動數量，這是斯密經濟理念的核心部分，但到了奧地利學派興起和「邊際效用理論」建立，「勞動價值理論」就被摒棄了，自始「勞動」在經濟學的價值被邊緣化，同時開始了「一隻看不見的手」與「邊際效用」的聯繫，成為「新的價格理論」，奠定了現代自由市場的理論基礎，其最大的致命傷是忽視了「人的價值」，破壞了整個自由市場運作機制的基石和理念。
自由市場能發揮提高生產力和財富增長的效果，是基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而關鍵在於人際之間的「同情與關懷」，是上帝給人類社會的「自然潤滑劑」，這是斯密的自然神學觀。對經濟學家來說，有效運用資源的目的不是財富增長，而是改善人民的生活，達到安居樂業的效果；人的「幸福」才是經濟學的關注，才是真正的「效用」。
要犧牲工人的幸福來換取競爭優勢和經濟增長，這不是經濟學的立場；同樣地，要傷害商人利益來換取工人的幸福，也不是經濟學的選項。關於勞工政策的取捨，下期再談。(《標準工時政策的考量三之一》)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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