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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衛．格雷伯
譯者：董子雲、孫碳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
阿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經濟活動起源於「以物易物」及其衍生的交易行為，而貨幣則作為量度中介而出現，大家將這說法奉若圭臬，然而這不過建基於1776年的蘇格蘭社會狀況。一直有不少人類學家，還有持信貸理論者，均認為信貸和債務比一般交易活動更古老。格雷伯便是其中一個持此論者的人類學家，《債》就是他闡述這方面見解的代表﹔另外，作為無政府主義者及「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格雷伯也藉此書對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作深刻的反思。
第一枚貨幣或第一次交易是怎樣誕生的？即使經濟學家也不懂回答這問題，格雷伯卻梳理出一段五千年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所有鈔票上面有發行者簽名，格雷伯用英國歷史的例子來解釋，最初國王向銀行家借貸（通常是為了擴軍或築造苑囿），鈔票原為給銀行家的抵押書，英王在上面的簽名等於承諾以皇室財產為欠債抵押品，銀行家遂得以發行這些有皇室財產作後盾的抵押書，在金本制制度下，變成了銀行家署名以金本位作抵押的鈔票。這意味著鈔票在其使用上建基於信貸而非交易。
如果要設想最初人們怎樣交易的話，我們只能描繪出模糊的情景。因為所有經濟活動離不開社會關係，而除了自給自足的生產外，原初的經濟活動不是賒帳便是互惠，即使在斯密年代的蘇格蘭社會，也有被僱主拖欠工薪的工人，以工作用的釘子給酒館作為拖欠酒錢的憑據，甚至到了十九世紀，也有外國水手在香港流連時向酒館簽下欠債憑據，而酒館則把有背書的憑據當作鈔票用。法國人類學家牟斯（Marcel Mauss）對初民社會中的餽贈（gift）行為的研究，令不少論者開始將互惠關係視作最早的經濟活動，但即使互惠關係亦建基於受益者在以後償還的假設，償還債務成為一個人的道德義務，也成為建立人際關係的鑰匙。
債務甚至成為原始基督教教訓的核心，救贖與原罪有關，人的原罪虧欠了上帝的榮耀就好比畢生的債務一樣，救贖便成為對債務的豁免。即使到了近世，國家代替了上帝，人們生來就必須向國家盡忠、服兵役及納稅，對於格雷伯這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這也是債務作為宗教概念的延續。
所以在作者看來，債務並非某種負面事物，它反而構成了人生及其意義。而交易卻恰好相反，它在初民社會出現不多，因為交易意味著一次性關係，交易過後彼此便不會有聯繫，所以也意味著不禮貌甚至侮辱的舉動，原始社會只會與外人進行交易。不過，透過衍生貨幣的途徑，借貸者變成某種神祇般的人物，欠債人成為其奴隸。在原始社會中，債務甚至發展成「血債」及某種類似「償命權」的東西，作者剖析了西非奴隸貿易的源頭，也向讀者講述西非蒂夫人（Tiv）部落中某些巫師怎樣烹殺其親屬供無知的陌生人食用，結果強迫後者殺死自己親屬以償性命的例子，都是生命債的例子。
格雷伯梳理了五千年來關於債務的歷史，其中不單與社會及經濟相關，更涉及不同宗教及倫理觀，讀者漸漸發現，債務概念已橫亙於人類歷史的各個層面而對每個社會影響深遠。信貸和債務成為富商圖利和宗教機構主宰權力的途徑，而在國家進行信貸的需要下，貨幣作為維持軍事及政治勢力的工具誕生了，然後貨幣深遠地影響整個確認其信用價值的社會。自由市場論者及所有人越是深信有這麼一種獨立於國家權力的價值媒介，貨幣及其衍生的市場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就越緊密。而今日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都是信貸過度膨脹的結果，不單令大量人破產、失去居所，更奪去了他們所有甚至生命。在《債﹕第一個5000年》書中，格雷伯以豐富扎實人類學及歷史研究，向讀者揭示國家主權與金融權力的雙重剝削，挑戰慣性思考以鼓勵建立對未來的願景，意義匪淺。 ■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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