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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
作者：與那霸潤
譯者：何曉毅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近二百年間，中國與日本因為面對西方衝擊及其不同態度，而糾結在一起。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可偏廢日本近現代史，反之亦然。對於近世中國的形成，日本史學研究其實早已汗牛充棟，其中京都學派代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更影響了中日史學界研究方向。本書作者與那霸潤，則建基於內藤湖南的論點，以自宋朝開始的近世中國和江戶時期的日本作為兩種對立的社會模式，並將這兩種模式的對立視為近世中日歷史甚至世界史的一個主軸。
所謂「近世中國」就是沒有等級制的社會，普天之下，除了天子以外，人人平等，起碼科舉制度保證了寒門子弟晉升當官的社會流動機會。另一方面，商人地位大大提高，甚至出現商業城市。而「江戶日本」則恰好相反，等級分野森嚴，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很低。這當然是相對而言一種對比的說法，因為雖然唐宋以來，中國漸漸脫離了魏晉南北朝流行的門第莊園制度，但社會仍保持了傳統「士農工商」的格局，而與那霸潤以後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作為中國化（即「近世中國化」）的另一範例，亦嫌較為粗疏。不管如何，這種以「近世中國」及「江戶日本」作為兩種範式的看法，也算是一種創新的見解。
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日本是一個奉行超穩定階級制度卻令大家感到鬱悶的時代，武士的地位雖比商人高，但經濟條件比商人差，而商人也沒能用財富獲得想要的社會地位。憑藉自己在江戶時期的研究專長，與那霸潤亦戳破了關於江戶在十八世紀期間人口不增長的迷思，一般論者以「楢山節考」式棄老山中的傳說來解釋，但根據與那霸潤的說法，應為鄉村大量非長子人口因為分不到土地被迫到城市去打工，結果客死異鄉。「江戶日本」成為作者比擬戰後歐美福利社會、蘇維埃社會主義體制的範式，從凱恩斯式的角度可說是和平，但從海耶克的角度又可說是對個人的奴役。
而作者對江戶日本及其他社會主義社會的對比雖然比較粗疏，但仍有趣，頗能引發讀者的歷史想像。比如在江戶時代，曾有幕府將軍親自下農田巡視農耕狀況，這和發生在外國卻也被視為「江戶化」的朝鮮金日成時期也很類似。不過由於這種制度的封閉性，所以不滿者也越來越多，而推翻幕府統治的明治維新運動就可解釋為武士中不滿現存制度者的大規模行動了，西方衝擊在作者看來反而是一個藉口。而這種「解放」的結果是，在「（近世）中國化」的明治趨勢下，有部分人的確富起來了，然而大部分人卻成了資本主義的奴隸。在政治方面，人人都服從在天皇的權威下，這與江戶由幕府將軍、大名等層級組成的政制大大不同，倒像宋朝「一人之下」的政制了。
當然，所謂「江戶日本」和「中國化日本」的社會模式也不是鐵板一塊，作者也指出，日本社會雖然偏向江戶模式，但在不同時代，統治者曾針對某些問題，引入中國化特徵進行「葡瓜式改革」（即混合式制度），如在江戶時代曾有仿照中國開科取士的寬政改革，但結果並不成功。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政府，為了提高總體競爭力，結果實行與保護主義相反的低工資政策，那些勞工階級被嚴重剝削的慘況，都被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蟹工船》裡刻劃出來了。作者認為，這些「葡瓜式改革」之所以以失敗告終的原因，恰好在於日本社會拒絕改變自身，這一點在書中成為論述的主軸，尤其是對於戰後日本數十年來的終身僱傭制，以及八十年代幾度變革的失敗，作者把日本十多年來的經濟停滯看成拒絕「中國化」的惡性後果。作者在書中給日本讀者帶出一個訊息：我們已經置身於後冷戰時代，再沒有藉口繼續那江戶化的日本社會，是時候要變革，邁向「中國化」了。
每種社會制度，即使符合社會特徵及各階級的需要，也不可能長期固定於一種模式，同理，江戶體制亦然。出生於日本邊陲（沖繩縣）的年青史家與那霸潤，敢於道出一般日本學者或大眾不敢說的問題，其理論的創見，即使仍建基於內藤學派的研究，亦值得一讀。這十年來的經濟衰退，甚至三一一地震和核災，在在展示了，傳統日本社會的老路已走到死胡同。然而「中國化」就能解決日本社會固有的問題時，又不致走進另一個死胡同嗎？這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但如此主題（「中國化」）卻道出了許多日本人心底的情意結（傾慕中國傳統文化，卻提防現今中國），所以它也激起了日本社會的熱烈討論。■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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