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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首輪政改諮詢於上周六結束，5個月的政改諮詢工作取得了有效成果，在多個關鍵問題上凝聚了社會共識。然而，反對派在諮詢期間企圖干擾政改諮詢工作，大搞「四化」：一是國際化：將香港問題弄到國際，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陳方安生與李柱銘到美國「告洋狀」就是典型例子：二是政治化：將民生經濟以至到內地交流等問題都政治化，為反對而反對；三是民粹化：以口號式的訴求推動民粹主義，撕裂社會；四是極端化：將內地與香港一些因文化差異問題而產生的磨擦極端化，製造矛盾，挑動兩地對立。反對派大搞「四化」，種種行徑，千里來龍，結穴政改，對準的正是2017年特首普選，目的是讓對抗中央的人奪取特首位置，掌控香港管治權，摧毀香港穩定繁榮。社會各界須高度警惕。
一、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政改
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是廣大市民的期望，也是特區政府的工作重點，中央一直致力推動香港依法普選。為了營造良好的溝通氣氛，中央早前更安排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兩天，並委派3名負責港澳事務的主要官員王光亞、李飛和張曉明與議員座談。然而，在中央為政改諮詢釋出善意之時，一些反對派人士卻不斷將香港政改問題國際化。就在上海行前夕，「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竟然高調到美國及加拿大唱衰香港並「告洋狀」，並與美國副總統拜登會面，兩人在外國不僅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作出種種不實的抹黑，更公然要求美方干預香港政改，受到社會輿論抨擊。外交部發言人隨後做出強硬表態，指出美方有關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政制發展，都是屬於自身的主權範圍和內部事務，絕對不容外國干涉。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中央對於香港政改有主導權，更加不容外國勢力插手。反對派將政改問題弄到國際，挾洋自重，拉美國插手香港政改事務，支持「佔領中環」，為反對派提出的政改方案撐腰。李柱銘更開門揖盜，游說美國國會重啟《美國-香港政策法》及重組「香港工作組」。這也說明擔心外國勢力企圖借普選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並非杞人憂天。這對落實普選百害而無一利。
二、將經濟民生及交流問題政治化
反對派將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的趨勢愈演愈烈。當局推出的各項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都無一不受到各種政治化的干擾和拖延。在政改諮詢期，反對派更大肆將民生問題政治化，以衝擊政改諮詢。一個最明顯例子，當局在新一份預算案中，提出一連串扶貧助弱措施，包括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一些反對派議員在議會內進行「拉布」阻擾。這種經濟民生問題政治化的趨向正不斷損害本港的競爭力。
反對派事事政治化，還加害於兩地交流。反對派對香港學生的內地交流團，採取謾罵甚至恐嚇的手段，在校園內製造「白色恐怖」。資助學生參加交流團是協助他們認識國情，拓寬眼界，不少家境清貧的學生就是依靠有關資助得以參與交流。現時反對派竟因為政治原因要一棒打死，是罔顧學子的福祉。
三、以民粹主義口號撕裂社會
商界非常擔心民粹主義的泛濫，令香港面目全非。然而，反對派在政改爭論中以口號式的訴求推動民粹主義，撕裂社會。民粹主義在學理上是指以民眾情緒為基礎，對抗精英壟斷的政治信條。但套用在實際政治上，民粹主義往往帶有非理性的群眾傾向，極容易受政客操控，成為壓制個人思想、反民主的少數人暴政。反對派在政改諮詢上一直大力煽動民粹主義，其中以「公民抗命」式的「佔中」來爭取所謂「真普選」，正是民粹主義的一個極端體現。
事實上，本港的普選安排，已經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上有了明確的規定，只要嚴格依法辦事，普選就可以水到渠成。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政制發展，都不可能脫離法律的依據，不可能罔顧政治現實另搞一套。然而，「佔中」的本質，就是通過一場違法的大規模政治抗爭，以癱瘓中環為要脅，以7百萬市民利益作籌碼，意圖迫使中央接納一個違反基本法的政改方案。反對派以諸如「真普選」、「公民提名」、「公民抗命」等口號式訴求來推動民粹主義，目的並非是促進社會理性討論政改，而是要利用一些煽動性的口號來誤導市民，撕裂社會。這種民粹歪風若不能有效遏制，只會令香港政改走上邪道。
四、極端化挑動兩地對立
為了挑動兩地民眾對立情緒，反對派的激進勢力近年打着所謂「本土派」的旗幟，將內地與香港一些因文化差異問題而產生的磨擦極端化，發動一連串針對內地旅客的行動，由所謂「光復上水」到廣東道「驅蝗行動」，都是以內地旅客作為狙擊目標。同時，他們又不斷借兩地交往中的一些小磨擦大做文章，就如近日發生的內地小童便溺事件，本來就是壹傳媒的記者一手炒作出來的。本港的一些極端人士將事件上綱上線，甚至在「五一長假」期間在鬧市上演鬧劇來「嘲諷」內地旅客，這些行為完全是別有用心，企圖藉此損害兩地民眾的感情。這種極端化的行徑，目的就是激化兩地的對立和緊張情緒，在本港社會煽動「去中國化」歪風，並對依法普選造成衝擊。香港社會對此不能聽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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