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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窗》
作者：劉心武
出版：漓江出版社（2014年6月）
劉心武新近出版了被命名為「二十年來首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飄窗》，這部小說很容易令讀者想起余華去年出版的「現實主義力作」《第七天》，兩部小說的共同之處是將視線投向了底層人的生活與命運，在素材選擇方面都緊跟熱點，不同之處是劉心武對社會新聞的處理方式是，仍然保持了文學與現實的必要距離。
作為書名，「飄窗」是一個用意明顯的意象，主人公薛去疾常透過自家的飄窗，去觀察城市街道兩旁的百姓生活景象，「飄窗」在故事中起到了阻隔作用--維持了薛去疾作為知識分子的尊嚴與矜持，同時，「飄窗」在故事中更像一台液晶電視，這台「電視」中播出的內容，世俗，沉重，有真實有虛假，有實意有虛情，它比電視劇精彩，精彩到令人驚懼。
在這部握在手裡並不算厚重的小說中，竟然有近一百個人物出場，這不由讓人想到，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作為專家的劉心武，在寫作《飄窗》時使用了《紅樓夢》的筆法，人物雖多，但關係並不複雜，如同書中將「飄窗」外的市井世界描述為「清明上河圖」一樣，一眼即可看清楚，只是，這幅現代「清明上河圖」裡，看到的繁華與熱鬧都是表象，內裡盡是悲涼與傷感。
「通過六個人可以結識世界上任何人」，這個說法被形容為六度空間理論，《飄窗》中的諸多人物關係，就可以用六度空間理論可以形容，在這個六度空間裡，薛去疾是中間人，向上，他銜接的是政協委員、文學界大人物、高官子女等等，向下，他認識的人又包括歌廳小姐、水果攤販、小區電工、保安等等。在書中，作者使用了「社會填充物」的說法，來形容各個階層中間那些無足輕重的人，按照書中人物的說法，沒了「社會填充物」，達官顯貴們也就沒了什麼優越感，這樣的形容，真實又犀利，有一語道破的暢快感，但琢磨起來也頗令人胸悶。
套用電影常用的一個術語，《飄窗》寫的是「群戲」，除了薛去疾是絕對的男一號（他同時也擔任了故事導遊這個角色），其他的一二十位配角的情節篇幅大致相同，這些角色將人們於市井之間所能見到的人物一網打盡，剩餘的那些「客串角色」隨時保持出場的狀態，只待作者一聲召喚，便站立於文字當中，向讀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每個人都耳熟能詳。
講述社會百態、人生百味是《飄窗》的「主旋律」，但能給讀者帶來震撼感的，卻是作者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描寫，薛去疾有着知識分子的驕傲與清高，也有着知識分子的妥協與膽小，他以俯視的眼光打量一切，但卻盡力保持着知識分子式的本真與善良。他與黑社會頭目的保鏢龐奇的「忘年交」故事，曾是整部小說裡最溫暖的部分，但結局之令人意外，可以視為劉心武對知識分子命運的一種反思。
知識分子的窗外究竟飄着什麼？《飄窗》給出的答案是，窗外的社會充滿着交易與潛規則，窗外的空氣遊蕩着弱肉強食的氣息，窗外的人們如同被操縱的木偶，每個人都被按在原地，被一雙無形之手驅趕着疲於奔命......那麼，窗內的知識分子就能躲得開窗外的紛擾嗎？故事的結局是明顯的：不能。
《飄窗》中的知識分子之死，是死於尊嚴的喪失，死於大環境的壓迫，而龐奇由一個良心未泯的保鏢，一個有愛情、有未來的青年，變成一個殺人犯，則是因為內心那份期望的泯滅。在龐奇看來，薛去疾有着完美形象，不但是他的人生導師，也是他的精神支撐，他龐奇可以自恃賤命一條，但薛去疾卻不可以喪失人格，書中悲劇有無數種，但薛去疾與龐奇的悲劇卻如同《拍案驚奇》，它突兀又耐人尋味，它令人懷疑其合理程度，又不得不承認，如果失去這個情節，《飄窗》也會失去其最厚重的分量。
久離長篇小說創作的劉心武，小說語言依然嫻熟，對新興事物的了解以及對新鮮詞彙的運用，也讓《飄窗》散發着蒸騰的時代氣息，只是，可能限於篇幅原因，諸多角色沒能展開描寫，讀起來有走馬觀火之嫌，人物轉場速度過快，也需要讀者讀慢一些以便能記住人名。葉兆言最近在一次訪談中說，作家寫不好當下是無能，但通過《飄窗》，還是可以看到，作家是能夠寫好當下的，《飄窗》即是反應當下的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它的創作姿態要超過故事本身，它埋藏於故事裡的審視，更是體現出一位作家的清醒。
文：韓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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