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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易智言。伍麗微 攝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歲這個年紀說老不老，但對於台灣導演易智言而言，五十多歲似乎已經經歷了一輩子。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執導筒，至今拍了五齣電影、一齣電視劇及一些廣告，是標準的低產量導演。2002年的《藍色大門》大概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嶺，由寂寂無聞到掌聲不斷，知名度大增。此後十多年，他沒有推出電影作品，直至近日《行動代號：孫中山》的上映，他重新躍入大眾視線中。
易智言說，他從沒偷懶，只是生命實在太殘酷了。這些年，父母相繼病逝，他不得不在父母生前放下一切陪伴左右。他不曾抱怨，只是這些不可避免的生死彷彿也讓他認清生命的無常與永不言止的重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場地：The Air（The One）
初見易智言，他靜靜地站在一邊抽着煙。穿着黑外套、牛仔褲的他，不說話時表情有點嚴肅，一臉若有所思的樣子。他胸前吊着一個圓形的黑盒子，好奇地問他是甚麼，他才笑笑地說是「煙灰缸」。隨身攜帶煙灰缸，煙癮可想而知，他亦不隱瞞，說自己戒了十多次煙，沒一次成功，現在已不再想控制煙癮了。
這次他是應香港亞洲電影節之邀，前來宣傳新戲《行動代號：孫中山》。取這樣的戲名，其實有點故意，但這也很符合他有點調皮的性格，以為很嚴肅的電影其實充滿幽默感，孫中山不過是個象徵，他從沒想過要把大家拉入歷史裡。
但即使以黑色幽默掛帥，易智言卻不甘於說一個平淡的故事，還是忍不住要來點不一樣的，挑戰一下觀眾。
直面當下
易智言不諱言，自己的拍攝風格就是緊扣當下，「不是鬼片、科幻、古裝、功夫，是拍當下人活着的狀態。」新戲講一群被迫着交班費和交不出畢業旅行費的高中生，決定潛入學校儲物室裡偷取孫中山銅像變賣。兩幫學生在鬥窮、互不相讓的過程裡，戴着美少女面具在大街上搶奪、追逐銅像，構成一幕幕引人發笑的荒謬畫面。
「這部電影對觀眾而言還蠻挑戰的，因為是叫他們去笑一群窮人。我們常被教導不要笑人窮，但電影讓人發笑的地方就是一群窮又不聰明的烏合之眾，他們引人發笑。我知道這個東西和觀眾的情緒是有反差的，我在做這個東西時就是希望有反差，觀眾在前一秒笑他們，後一秒看到他們又覺得怎麼這麼辛苦、覺得剛剛的笑好像不應該，過一陣子又笑了，想一想又覺得不應該，在這個情緒中來來回回。」他期望觀眾在來回之中，可以想一想社會上的一些問題，因着這些反差、衝突、荒謬，挑起好奇心。
他也解譯，銅像和面具這個充滿反差性的組合，是經過反覆的調查與構思想出來的。偷銅像看似很不可思議，但如果稍微看過台灣新聞的話，更多不值錢、無厘頭的東西也有人偷，比如像電線、公園裡的垃圾桶、地上的水渠蓋等，偷的人不覺得這是真正的犯罪，他們把這些東西拿去賣個幾百塊（台幣），買包煙吃頓飯喝個酒。「我也不想把這些小朋友寫成真正的罪犯，今天如果他們打破辦公室的玻璃窗偷老師桌上的電腦，他們就變成真正的罪犯。」電影裡的小朋友覺得銅像一直放在學校裡是沒用的，他們把它偷出來是廢物利用、資源回收，也不覺得自己在犯罪。「我想寫得曖昧一點。」他又補充，最初討論時就想用美少女面具，那時更想和日本的美少女漫畫合作，但因為版權費太貴，改為自己設計。在設計的過程中，美術指導提議弄猩猩的面具或恐龍面具，但易智言覺得美少女面具比較好玩，「美少女面具不僅隱藏了他們的身份，也隱藏了性別，一群男生變成女生去偷孫中山銅像，會增加荒謬性。」
偏愛青春
拍《藍色大門》時，青春片尚未成熟，台灣電影處於低潮期，如今青春片已成為一個類型，個個爭住拍，但易智言拍青春，不跟着大夥走，他鏡頭裡的小朋友，臉上稚氣未脫，青澀也苦澀。他偏愛青春，特別喜歡十幾歲這個充滿戲劇性的年紀，「因為每個小朋友都開始從家裡被管束的狀態獨立出來。」十幾歲的孩子不能投票，十幾歲犯罪可以減刑，他們慢慢蛻變成長，而這個轉變期在易智言看來非常有戲劇性。「青春期是個我們眼睛看到的人活在當下最有戲劇性的階段，所以我在書寫時很直覺地就被這個戲劇性吸引了、很直覺就寫這個東西。」
而青春的一切，都該讓活在其中的人來演。今次新戲的少年軍團全都是新臉孔，有為難也有驚喜，本來可以處理得更誇張、更喜劇，因為小朋友們對鏡頭感到陌生，易智言惟有順着他們的個性來，一切顯得收斂。「他們第一次演戲，你要他們很奔放是比較難的，一方面是經驗，另一方面是年紀，我試過了，但他們做不到。」他坦言，用新演員的確辛苦，但回報不錯，經常有驚喜。舉例說，片中兩位主角小天和阿左站在機車上看小天家裡的情況，這時小天緩緩地說：「我阿嬤跑了，我媽媽也跑了，我們全家有腳的都跑了」，小天一邊講話一邊笑着。「我可以想像成熟、專業的演員演這場戲，必定會擺出憤怒、難過的表情，但小天演的時候，臉上帶着笑容，突然多了一種自嘲的感覺。這不是我教的，而是他自己進入了角色，用笑的方式講這段話，這就是驚喜，我覺得一般專業演員講到阿嬤離開媽媽離開一定不會有笑容，因為他們已經在一個框架裡去表演，所以出來的東西可以想像得到。」
不斷重複
易智言電影另一個明顯的風格就是「不斷重複的對白」，從《藍色大門》起，這種易式風格便一直被人批評。一句對白往往一字不變地說上四五遍，「我知道很多人不習慣，我也因為重複這件事一直被人罵，不是現在喔，是從《藍色大門》就開始罵。」即使如此，新戲依然故我，繼續無限loop。他主動解畫：「我不相信荷里活電影所說的，今天立志要做這個就會成功，我不相信生命中有這樣一個分水嶺，有一個紅色的按鈕一按就成功了，或立志戒煙明天就不抽煙了。我戒煙就戒了十幾次，沒一次成功，或你談戀愛也會談個三四五次，之後還在犯同樣的錯誤，還是一樣的結局。生命對我而言就是不停地重複，在重複之間累積一點點的改變，所以重複這個東西對我而言是比較反映生命本質的一個狀態。」
最初他意識到重複這個表演形式是受德國編舞家翩娜．包殊啟發，熟悉翩娜．包殊的人都知道，她的舞就是不斷地重複。那時易智言只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小伙子，看到翩娜．包殊的舞蹈，震撼不已。「我自己對生命是一種無止境的重複是有感觸的，但我第一次在藝術形式上看到重複這麼有力量是在翩娜的作品裡。我看到了，並意識到可以把重複利用在藝術形式上，她如果可以用在舞蹈上，那我也可以用在電影裡。而且你聽小朋友講話，他們就一直在重複啊，跟他們談一個小時其實沒甚麼內容，他們就重複自己說的東西，所以我用重複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我對生命的觀察、反省，可能是受翩娜．包殊的影響，也可能是我跟這些年輕人每次講話，他們都用不同的方式在講同一番話。」
反正啊，易智言很清楚自己在拍甚麼要表達甚麼，並且有計劃地去執行。觀眾喜不喜歡從不妨礙他，「不喜歡嘛，那就再說，不喜歡就是我們沒有這麼深刻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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