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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得燦爛的徐璐
提起徐璐的名字，早年兩岸的媒體朋友大概都有耳聞。她曾以兩岸解禁前第一位赴大陸記者的身份一舉成名。其後四十歲進入華視做高管，半生在媒體圈勇往直前。然而當她年過五十，親自送走身邊三位先後逝世的好朋友，令她開始將視野投放到台北以外，轉身尋找自己二十幾歲創辦雜誌時那份腳踩在土地上的熱情。她走出都市，走進鄉村社區和部落，走回自己年輕時背着攝影機環島遊蕩過的山谷稻田，農村景觀取代光鮮職場。
從台北、宜蘭一路往東，直到她在交通不便但「土會黏人」的台東，找到了一個連結二十幾歲時的自己的夢。於是有了主打協助「鄉鎮文化」發展的「台灣好基金會」。然後，五年過去，如今身為執行長的徐璐，辭去基金會所有台北部分的工作，只專注做台東的案子，年底更會入籍台東。
她把過去五年對台東的眷戀與探索，寫成一本《我的台東夢》。今次我們便與讀者一起對話這位傳奇女性，怎樣實踐人到中年回歸自我的一場轉身。■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文 = 香港文匯報 徐 = 徐璐
文：你寫了一本書叫《我的台東夢》，可以告訴我們，你的台東夢是怎樣的嗎？
徐：十年前我離開媒體，其實更年輕時候是辦雜誌（《大地生活》），辦雜志時內心就會有關懷社會和文化的那部分，後來當高階主管當華視總經理，總覺得那東西我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從媒體離開之後就開始找內心的呼喚。我想起我年輕時候，二十幾歲時辦雜誌，到各部落社區、到土地上去走的那段經歷。
離開華視時我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繼續到企業當高階主管，另一種是到基金會去做些跟土地比較有關的事，那時候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同時給我兩個offer：到中華電信當副總兼數位媒體的處長，那是一個蠻大的企業中很高的職位，可是後來我們兩個人談談談......發現他也對土地對人文有很大感情，所以我們每次在談，都沒有談數位媒體，都在談土地，那就想說既然中華電信沒有基金會，我就跟他說：「我來幫你辦基金會好不好？」
當然到中華電信做基金會，對我自己也是個嘗試--因為我不知道我離開二十歲那麼久之後是不是還能回去？--做基金會那三年，我和其他同事，走了100多個社區，就蠻確認自己好像能走得回去二十幾歲的那個自己。
回到二十幾歲的自己
文：所以後來有了「台灣好基金會」？
徐：後來台灣好基金會成立的時候，柯文昌（普訊創投董事長）就找我，也說他想做鄉鎮、社區和部落。理由是城市的資源已經太豐富了，一個地方好不好，其實要看它的鄉村，像歐洲很多小鎮，那個鄉村如果是美麗的乾淨的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整個地方就一定有希望--這跟我想回到自己二十幾歲的願望很像。
其實六年前我們也沒有說一定要做台東的案子，可是因緣際會，因為胡德夫想要回家，又陸續有很多原著民歌手想要回家，官方的觀光局跟我們合作提供一些補助，就有了鐵花村的計劃出來。
與此同時，莫拉克風災是這十年來台灣最大的颱風災害，而胡德夫的故鄉嘉蘭村就是台東受創最嚴重的部落，我們當時幫他做一個募款音樂會，募到台幣900多萬，董事長就跟我說決定不把這個錢捐出去--我們想用陪伴的形式去關照部落的需求，派同事長期在部落蹲點。因為其實給錢蠻容易的，但蹲點表示你有長期陪伴他們一起的決心。
後來到了台東池上，我先是覺得它很美。然後在跟當地人交往之後發現他們文化的能量很大，那個地方的文化底蘊很高。就這樣，「台灣好基金會」在台東有了這三個案子：嘉蘭村部落、鐵花村和池上。
這三個案子讓我必須每三四天就要在台東台北之間往返，逐漸地，我發現在尋找二十幾歲的那個自己的過程中，除了我想跟土地、社區、人文有點關係之外，我也在想要回去做那個很單純很簡單很開心的人。從小家境窮，但物質上雖然簡單，精神層面上年輕時候的我，是個很惜福很自我滿足的人，我就想也回到那樣的生活狀態。
而在台北生活，在做了媒體高層十年之後，那種光鮮亮麗中有非常多會議、社交場合，以及為了收視率在跑為了財務業績在跑，那讓我自己對自己的工作意義乃至生命意義都產生懷疑。我會疑惑：為什麽要為了一個數字把整個生命投入在那裡頭？所以到台東工作，一下子回去二十幾歲時的狀況，我發現台東很寬很大，去了之後心境就放鬆了，一下機場就覺得是到了外國是遠離了台北。
所以本來就想逃離一種繁華，逃離的過程中，我在台東找到了歸屬感。
文：所以台東對你來說已經是家的存在？
徐：是一種內在的家的感覺--不是說我在台東有多少朋友家人，我還是就一個人，但不管生活工作的感覺，以及那種自在的感覺，都讓我很陶醉。於是我就決定把「台灣好基金會」台北執行長的位置辭掉，以後我就專門做基金會台東的案子，因為我發現當台北事情還是很多我需要兩邊跑的時候，心情非常不安定，而且我非常想在台東--這就是我的台東夢。
文：所以這是一種因緣際會？
徐：因緣際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你想逃離時你就會尋找--被動中帶了一點點主動。其實我說回到二十幾歲的自己，是想回到對這個社會有一點點想法有一點點夢想去實現的自己。二十幾歲，我帶着夢想辦雜誌之後破產，當然現在我不會再那樣去做。但那個年代的年輕的我，比較像真正的我：對人文和文化有一些夢想，所以想去實踐它。
所以我想回去做這樣的一個人。對很多人來說，到企業去做高階主管做女強人，面對的都是財務都是業績，而對我來講，我心裡深處的那個人文的浪漫情懷就沒有辦法施展，所以我在媒體做高階主管那麼不快樂。
「鐵花村」．原住民之夢
文：「鐵花村」如今已是台東非常重要的文化地標，這種經驗可以在其他地方複製嗎？
徐：我相信每一個不同土地，都會長出不同植物，包括它所謂的文化也是一樣的不同--「鐵花村」長出來的東西是在台東泥土上，更重要的是它是基本上以原住民歌手的創作和精神、原住民藝術家為主。
它能不能複製？其實所有城市都可以做出他們最好的東西，但是做出來會是一模一樣的「鐵花村」？一定不同，我的意思絕對不是說只有台東會做出這樣的「鐵花村」，而是每個城市都會做出很好的文化內容，那「鐵花村」只是從台東長出的一朵小花而已，沒有什麽了不起。
像那些得過金曲獎的原住民歌手，他們回到台東的時候都會回來「鐵花村」唱歌，覺得像是回家一樣，這和他們在外面商業演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當然所謂非商業性演出，還是會賣門票，只是整個環境不太有壓力，微風徐徐在那個戶外空間唱歌。那種感覺讓原住民歌手他們覺得：很台東，很有回家的感覺。
文：有一種說法是台東「好山好水好無聊」，您怎麼看呢？
徐：當你只是住在那個地方而沒有找到你的熱情或者你覺得可以做的事情時--當然這事情不全然一定是公義的事，也可能是文化是你自己專長種種--如果你只是在那邊住着，什麽都沒有做，當然會覺得很無聊。
另一方面，台東市民講的好無聊，的確是六七年前那裡連一個電影院都沒有，舊鐵道那邊全是漆黑的，那時的台東的確是晚上很荒蕪的，所以會覺得好無聊。但現在第一台東縣有很多活動（鐵花村只是其中一個，不能誇大鐵花村），另一方面很多有品質的旅人也來到這個地方互相滋潤。
所以關鍵在於住在那邊的人的心態，如果你沒有一個可以覺得接地氣也好、着力也好、熱情也好的東西，無論在哪遲早都會很無聊：就算給你幾公頃綠地可以看到全台東最棒的view還是會很無聊。
台東夢背後的生活價值觀
文：台東夢的背後是一種生活價值觀？那麼台東夢的獨特性是什麽？
徐：撇開台東，也可能是台南夢宜蘭夢花蓮夢，但是它背後要敘述的是一個台灣社會價值觀的演變：十年前所有人好像只能追求一個外在認可的成就，譬如必須賺比較多錢，要比較有出人頭地，這十年來社會的價值觀在改變，更多人在認同：可以過一種不一定要為了賺錢或者為出人頭地而活着的生活。
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就讓夢可以在很多地方開花。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台東是台灣最後一塊淨土，它確實美得絕無僅有。
第二種價值觀是很多中年人不管男性女性，中年以後他好像覺得自己的事業企圖心都差不多，譬如在職場30年或者40年，開始覺得工作上够了，他們也在自我尋找一種生活方式，可以去實踐另一種自己的熱情：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兩個層面引發台東敘述背後的那種價值觀。
文：您年底之前會入籍台東，那麼會想念台北的繁華嗎？
徐：我想不會，很多朋友覺得我越來愈喜歡台東那邊，其實我說我的台東夢只是剛開始啊，要再看五年，五年之後搞不好我就落荒而逃，但也有可能我就在那邊真的沉澱下來了，後者可能性比較大，以現在心境來看，因為人到了56歲好像會比較了解自己。
文：這些年來，台灣是不是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回到鄉鎮？
徐：這些年來，到自己故鄉、回到鄉下的年輕人的確開始變多，在很多鄉鎮中都有。當然其實還是不夠多，我想會越來越多的。而「返鄉」這件事，我覺得年輕人至少要看三到五年：這三五年裡，有的人真的在那邊紥根了。即使他開一間咖啡店，背後都一定有個價值觀--可能是跟那邊的部落文化結合；那有人去做農夫，可能是自己家裡本來就有地；有人晚上去做經濟弱勢的孩子的課輔；有的人純粹是回到家鄉，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熟悉感。他們在城市裡頭可能不太適應，反而是回家更自在一些。並且可以逐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志業，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例子愈來愈多，成功案例也愈來愈多。
「返鄉」有時候也不一定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像我們這種從城市移居過去的也是一種。而且很多默默耕耘的人、做到比我更多更好的人，多到不得了，我自己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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