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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左一)與舊政協民盟代表合影。資料圖片
面對面的較量開始了
宿正伯
1946年1月10日，萬眾矚目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拉開帷幕。
讀歷史，我們難免要追問一句：為什麼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最初不是屢次說要召開國民大會嗎？其實，這便是筆者在前文不厭其煩交待歷史背景的原因所在。
首先，從法理上看，國民黨以黨代政的訓政時期，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體制。既然設計了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的建國路徑，那麼便必須完成制憲、立憲的任務。制憲、立憲，就要涉及國內各黨派的政治安排，必然有一番討價還價過程。時間越往後推，利益糾葛便越是複雜，各黨派羽翼漸豐時必須在國民大會之前召開黨派會議來確定框架協議。所以說，孫中山的三步走建國理論客觀上為國民黨挖了「坑」。如果當初一步到位立憲立國，也許後期的發展就不致如此，至少問題的處理方式會有很大不同。當然，蔣介石自身對獨裁體制的享受，也決定了他必然會擁護訓政理論，必然會拖延立憲的來臨。這在一定程度上無異於自作自受。
其次，從事實上看，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已今非昔比，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由抗戰初的3萬餘人發展為1945年的120多萬人，另有民兵260萬人。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人口近1億。共產黨深入敵後開展人民戰爭，贏得了基層民眾的支持。而且，國共第二次合作，已經使得共產黨和特區政府的地位得到了認可。如此強大的力量和如此廣泛的存在，使得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政府都不能無視共產黨的存在。協商建國，勢在必行。
此外，民主黨派的合法化和不斷發展，也使得國內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不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甚至也不是國共兩黨說了就可以算，而是真真正正地出現了左、中、右三種力量。原有的國民大會已經不能囊括各種政治力量，不能完全代表民意。
所有這些匯聚到一起，決定了政治協商會議的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最初曾有過黨派會議、政治諮詢會議、政治會議等多種提法，最後採納的是重慶談判時國民黨代表之一張治中將軍於1945年9月10日提出的「政治協商會議」。
重慶談判之後，本預定1945年11月初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由於國共雙方軍事衝突不斷，不得不延期。國內外要求盡快舉行協商的呼聲風起雲湧，政治協商會議最終確定在1946年初召開。
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國國民黨代表是：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中國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是：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青年黨代表是：曾琦、陳啟天、楊永浚、余家菊、常乃德；社會賢達代表有：莫德惠、邵從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
與會38名代表，圍繞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5項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連載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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