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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裏的陌生人》，作者：（美）張鸝，翻譯：袁長庚，出版：2014年1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是因為我們研究自己的事情具有主觀選擇性，所以「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自己。」別人的眼光關注的往往正是我們忽略了的重要方面。本書作為鳳凰文庫海外中國研究系列的書，主要研究的是溫州浙商走向北京發展的歷程。它的副標題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絡的重構」。
1985年《解放日報》第一次使用「溫州模式」一詞後，參加過一次自行車采風團，千里南下去溫州領略了一回被稱作「東方猶太人」或者「東方吉普賽人」的「紐扣王國」，以及溫州城區街面住戶都成了商舖的盛況。他們也是早期的流動人口，出現稍晚還有一撥廣西人，比較隱秘的後者較之前者在規模上不能比，但同樣有其不可小覷的研究價值。
流傳的故事是：1983年12月，來自溫州樂清的陸氏兄弟生意失敗，從包頭帶着積壓的存貨服裝經過北京，出乎意料的是在地攤上被搶購一空！於是他們就留在了北京南苑，發展到1985年，這一地區「浙江村」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十萬！
作者要展示的是「空間流動的增長如何使中國數百萬此前被捆綁在鄉土之上的農民得以進入城市獲得工作和經商的機會」；「分析流動人口家庭空間重組的特定形式」；以及「具體呈現中國流動人口如何通過將部分城市空間據為己有，由此開始掌控其自身的經濟和公共生活。」
流動人口一度被不恰當地稱為「盲流」，其實他們幾曾「盲」過？「因為我有自由！有我自己的生意，我不需要按照一個固定的時間表為任何人打工，或者每天聽命於其他官員和老闆。」他們要的就是開拓自由的空間。與城裏人不同的是：「他們靠國家，我們靠自己。結果，他們害怕失掉國家給的好處，一輩子牢牢地拴在一個地方。我們沒什麽可輸的。」於是， 「他們持續不斷且充滿創新精神的資本積累策略也拓展了舊有制度的邊界。」
宋以來以葉適為代表的當地永嘉學派，將士農工商一視同仁，讚美商業行為、私有制和追求尋找利益的「事功」理念，雖然不一定被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研習，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改革的早期，大多數溫州人所遊歷的地區都屬於欠發達的邊緣地帶，例如西藏、內蒙古、新疆、雲南。他們之所以選擇這些地區是為了避免遭遇在中心城市更為嚴厲的政府控制。」嚴厲的控制限制了創造性的發揮，溫州人在突破限制的努力上，充滿了冒險的膽識。在資金籌措上，「私人借款的年利率達到25%至30 %之間。」顯然僅憑口頭承諾達成的借款協議存在很大的風險，「一旦借錢人生意失敗，那麽債主可能連本帶息一併損失。」1995年7月，他們集資上千萬元建起了容納大群人口的「金甌」大院，當年底就被作為違章建築拆除了！來自廣西者，則在旅遊開放以後走向全國，他們以高回扣和不管是否購物都按人頭給「人頭費」的方式開設旅遊購物商店，擊垮了傳統的「友誼商店」，幾乎壟斷了旅遊購物市場。兩者的性質雖有差別，但他們都必須行走於行與不行的邊緣賭上一把，不然就連機會也沒有了。所以他們的大院是簡易建築，用的都是廉價材料，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可測的風險。
通過服裝生意和地域人口聚集得到的「空間和權力的非正式私有化」，離不開與「官員建立關係類比作與神祇建立關係：如果不盡本分去燒香上供，你就不能指望佛祖的幫助」。比如「作為負責人的地方官員可以向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徵收到三倍的電價。這超出的部分大都中飽私囊」。不用說，「如果一個人不買通分管水電的關鍵領導，大院更本不能運轉。」而「龍湫」市場「名義上註冊隸屬一家國有海產品公司，後者可以提供臨時土地使用權並充當該服裝市場的偽裝。」而且「胡老板設法讓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物--王光英為自己的市場親筆題詞」，於是「庇護關係已經成為改革年代私營商業領域的一種運作原則」，「特權而非法治為運作基礎的黨政系統出現了深層腐敗。」
讀完此書，我為這些打拚者擺脫束縛的精神而感動，也為政府的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放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沮喪。■文：龔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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