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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彥：您對台灣現代派詩人提出「橫的移植」有什麼看法？
鄭：我想，為了針對這種自「五四」以來存在甚久的情況，台灣現代派提出「橫的移植」，只是作為一個運動的口號，肯定的意味自然強了些。但這不是爭點所在，關鍵是詩人本身是不是在自我的文化中得了道，是不是在自我的社會中有真實生活的體驗，是不是能成功地把移植苗培養成材。如果是，則現代詩的移植對詩人來說就不會成為「附體之魔」了。
彥：這恐怕是說，不管運用什麼技巧，主要還得為內容服務。
鄭：話可以這樣說，不過，對於技巧與內容的關係，也不是一些人理解得那麼簡單。如果一個中國青年受了存在主義的影響，表現存在主義的思想，也並沒有錯，因為中國也是經過打仗、變難的，中國的青年也有當時歐洲青年同樣的苦悶，為什麼不能夠表現呢？
雖然由於傳統的限制，青年思想範圍比西洋人要狹隘，在文化中也沒有神的主宰的觀念。但既然別人開了這扇門，為什麼不可以從這扇門裡頭去看窗戶，從窗戶去看另一個天地？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是因為中國「五四」以後，革命、抗日戰爭，使文學走到一個寫實的、服務政治、服務民族的道路，時間太久，一下子改變過來很不容易。
彥：現代派詩人與寫實詩人是否因應題材、內容，也可以互為轉化？
鄭：我是這樣一個想法，寫現代詩的詩人，有很多人也能轉變為寫實，這種寫實是一種客觀需要，有的時候是一種時尚。我希望寫實是一種客觀需要，而不是一種時尚。
關於中國兩個詩的主流，我可以用兩位詩人作代表，就是艾青和紀弦。他們是同一時代的詩人，參加同一個戴望舒組織的現代社，結果兩個人走的路線是大不相同。艾青影響了很多年輕人，認為寫詩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而紀弦影響了很多年輕詩人去寫現代主義的詩。
最近有人翻譯顧城的詩，和早年紀弦寫的詩非常相像，尤其是翻成英文以後，好像同一個人的作品。我們翻譯了台灣現在一些年輕人的詩，就很像早年艾青的詩。這是一種交叉。兩種不同的人，在兩個不同的環境裡頭，發展起來的兩條路線，到最後竟交叉起來。
而且，我們看見的那種交叉又是一種迴轉性。台灣的圈子往回轉，轉到不是現在的艾青而是早年的艾青那邊去了；大陸的青年詩人寫的東西轉圈轉回去，不是現在的紀弦，而是早年的紀弦。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共通的地方，就是創作藝術裡有一種好像是返復的現象。這種返復，就是看似過去了，但又回來了。
彥：這個跟大陸和台灣的特殊地理環境可能有關係。
鄭：對，隔絕。
彥：例如台灣，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在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隔絕，現在似乎較開放了，大陸的現代派也是一樣。這是不是一種特殊現象？
鄭：文學本身是有一種返復的。中國的文學發展很難把它放在世界文學發展的主流裡。譬如說，現代詩人真正地仿效外國詩人的作品，不能成為重要作家，重要作家他本身有着自己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和客觀環境的需要有關，從而造成一種返復現象。
我想，顧城一代的詩人，不一定是看見了紀弦早期的作品才這樣寫，而完全是一種巧合。 （說鄭愁予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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