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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鵬飛
做記者，常常被編輯要求，得給讀者講一個好故事。什麼才是好故事呢？真是莫名其妙的要求。有一年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值班的編輯對我說，版面需要一個獨自在外打工母親思念孩子的故事。另外，必須要有現場照片，畫面如果是母親流淚思念孩子的場景，就會更棒。編輯的要求真的很無禮。在截稿前，我還是約到了合適的採訪對象。
四十多歲的劉大姐，之前幫我做過好幾年清潔鐘點工。她已經好幾年沒見過自己的孩子。從鄉下出來打工前，她是計劃生育辦的主任，不抓超生的時候，也能坐在辦公室裡織個毛衣，扯個八卦。她老公雖說是個農民，但身強力健的，侍弄幾畝莊稼之餘，四處打些散工。一家四口，算不上小康，粗茶淡飯的日子也還過得去。不料生育國策還沒調整，她因為機構調整，下了崗。禍不獨來，過馬路時一個沒留神，她老公又被車撞飛了雙腿。
男人塌了，女人頂上。孩子們還要上學，高位截癱躺在家裡的老公還得人伺候，劉大姐只好幹起活來。鄉下的農活特別重，人生快要過半才赤腳下田的劉大姐，明顯是力不從心。同村有好心人看着不忍，抽空就去她的地裡搭一把手。鄉下人淳樸，是非也多。稻子還沒揚花，流言就從地裡傳回到村裡。劉大姐丈夫的三個弟弟，不明就裡，先把嫂子摁在水渠裡打得鼻青臉腫。帶頭的弟弟不依不饒，甩了一瓶農藥在她嘴邊：「如果你是清白的，就把這瓶農藥喝下去！」
「當時真想一仰脖子把農藥喝下去，一了百了，這樣的苦日子連個頭都盼不到。可我死了，我的兩個孩子怎麼辦？」忍着屈辱羞憤，還有無法訴說的委屈，她幾乎是爬回鄰村的娘家。
在娘家養了一個多月，身上的傷漸漸癒合，心裡的痛卻總不見好。病榻上日夜懸心的，還是兩個孩子。有一天夜裡，她偷偷回了一趟家，想把兒子和女兒帶出來，卻撞見了丈夫的弟弟。
「他抄起一根鐵鏟，就朝我腿上鏟，還好我跑得快，要不腿肯定也廢了。」
夫家的人，隔三差五總要來鬧一場，娘家也不好再呆下去，她只好跟着老鄉到廣東找個活路。為了能掙得多一點，她接了六家的家政來做，早上七點出門，常常晚上十點都不能回到租住的地方。累歸累，每次來打掃我家時，常聽她抱怨，僱主是韓國人的家庭要求特別多。
「每次去他們家做衛生，都要求我把頭髮紮高，再用頭巾包起來。還有，要穿漂亮的衣服去，穿舊衣服去，會被女主人要求重新換了衣服再來。」即使如此，她還是不捨得辭了那家的工作，因為除了約定好的報酬之外，女主人也會很慷慨地送她幾件衣服和護膚品。
「光這兩樣，我就可以省下一筆錢，每個月給孩子帶回去的錢就能多一些。」大兒子讀高中的錢，小女兒念小學的錢，都是劉大姐按月託老鄉帶回去的。
「我兒子成績很好，將來肯定能考上武漢大學。」說到兒子，劉大姐本來高興的情緒突然間跌落了回去。兩個孩子聽信族人的話，認為媽媽做了對不起爸爸的事，還拋棄了他們，所以不肯和媽媽說話。
「都快七年沒聽到兩個孩子叫我媽媽了。」劉大姐微微低了低頭，使勁擰了一把手中的毛巾，「等他們將來長大了，就知道媽媽受的委屈了......」
從頭到尾的訪問，劉大姐沒有流過一滴淚，眼圈都沒有紅過，傷痛，卻是觸手可及。徵得她的同意，我給她拍了一張照片。臉上只有憂鬱，沒有悲傷。
在當天發給編輯的稿件中，我寫了這樣一句話：有些時候，平靜的傷痛，比淚水來得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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