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敏迪
說這本書是「少見的將宋詞解讀、文人生活、歷史故事相結合的文化隨筆」，是完全正確的，不用說，寫這樣的書，是費工夫和考驗作者功底的。詩詞雖是彫蟲小技，甚至大有消磨天下英雄的功用，難能可貴的是，宋人把詞運作到可以與社會的權勢、富貴之類俗世的企羨分庭抗禮，讓許多人可以從中寄托嚮往，找到一片安頓靈魂的優雅空間。宋太祖鼓勵臣下，「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於是，官妓、營妓、家妓，歌場遍天下，為宋詞創造了傳播、繁榮的重要條件。而專制一放鬆，文學就繁榮，所謂「中國之美在宋朝」，就是因為宋朝雖然有「烏台詩案」等文字獄，但多數情況下，並不是什麼領域都要嫉妒他人搶了風頭，布衣、閨秀、僧人的作品，都可以在詞壇一展風騷。作者要告訴人們，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並不是一直沉陷於急功近利的粗糙，我們真切曾有過從容、風流、精緻仁愛的社會生活--雖然它也存在許多歷史局限，政治缺陷，人性灰暗。」更進一層是，那些「美好乾淨的詞句，能夠幫助我們抵擋黑暗與骯髒，保有希望與夢想」。
幽默有趣的特點，不僅在於將讀者熟悉的詩詞與文人的生活串聯歷史事件，以傳奇特點的生動故事講述出來，還在於結合當今現實，冷不防幽上一默。比如講到詞人慣常愛在寺院道觀、酒樓茶館、郵亭驛站，人來人往的地方「題壁」時，突然插入一段自己下班路過的寫字樓外牆上，「永遠擺着一行紅色大字『辦證，134××××××××』。 一千米外清晰可見，夕陽下熠熠生輝，一種意料之外的詩意。」還有他分析古代社會的深刻性，說到狄青必須離開朝廷時說，在宋朝「重文抑武」的歷史條件下，「『文武相能』，從根本上就是個偽命題。作為高高在上孤家寡人的帝國君主，最怕的就是文武相能，臣子們一條心，事情都辦妥了，那麼把皇帝放在哪裡！沒有矛盾，皇帝也必須在朝臣們中間製造矛盾，使各派鬥爭以互相牽制......」所以文彥博說：「無他，朝廷疑耳。」歐陽修也要將他外放！反正「會被嚴禁的事，就說明永遠不會禁得住」，而「信仰才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是最可怕的東西」，皇帝是古代社會最需要擁戴的，也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政治骯髒，因為人們總是把政治搞成私慾」，所以辛棄疾在地方上的能幹，「換來的是短短兩年裡被調動四五次，江浙兩湖，跑了個遍，......不使久留其位，也就防止了他們積累實力，做出不利朝廷的事......自古多少豪傑，都在這泥坑醬缸般的現實裡，失去耐心，渙散力氣，只有少數人堅持到底，觸南牆而不回，雖九死而不悔，這樣的人，就算失敗得悲慘，他的人生也已經輝煌」。
一個正人君子，用了數十年的精力，考中了功名，等待他的卻是一生的坎坷，常常令後人覺得不值。然而作者說：「想做忠臣嗎？OK，先學做奸臣，才有機會把你的忠義貫徹下去，想救蒼生？很好，先做視蒼生如草芥的權臣吧，不然你拿什麼救人？」君主們的皇位也是逆取而得，可惜逆取之後很難改弦更張去正治，於是積弊越積越多，直至弄到不可收拾。「許多有理想有才華的人，都栽在這裡了，這很弔詭，如果你做了，你就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如果你不做，不僅什麼都幹不成，而且可能自身難保。」反正這種事不能騎馬直衝，得騎在驢背上慢慢想透了才行，「現實總難免千瘡百孔，理想又經不起仔細推敲」，「體制那麼無情，那麼險惡，為什麼非要去摻和一腳呢？因為除了參與，你沒有其他辦法去實現一生的抱負。只能去一賭，就像現代旅遊的低價拉客，不賭一把就連機會也沒有了，還怕什麼『得了蠅頭利，壞了江湖名』？這時理想也很容易成為離想，不妨且去淺愁低唱，演出一些沒了相思病，就會生出更多病的兩情相悅故事，來表示不甘消磨無聊而壓抑的人生，但看似舉重若輕，卻是舉起來了放不下負重的難堪，令人更揪心不已。因此，不少平常熟悉不過的詞句，也會令人體會到，如蚌殼裡含有的珍珠，美麗，但還有強忍的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