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迪
轉眼又到立夏日了，突然想到清人的《上海縣竹枝詞》所說的：「以金花菜入米粉，名草頭攤粞，均立夏日食。」金花菜、草頭，都是苜蓿的別名。立夏吃油煎的草頭攤粞，謂可免「疰夏」。吃起來也別具風味的，這常令我遙想起金戈鐵馬的邊關古戰場，唐人所謂「崚嶒高聳骨如山，遠放春郊苜蓿間。百戰沙場汗流血，夢魂猶在玉門關」，那些「壚頭酒熟葡萄香，馬足春深苜蓿長。醉聽古來橫吹曲，雄心一片在西涼」的戰將們，在戎馬倥傯之中，是否在「苜蓿峰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之時，也這樣吃過？
很久不見草頭攤粞了，草頭燒餅卻偶然尚能見到。春分一過，白日一天比一天長，農家勞作到下午，就覺得飢腸轆轆，而這青黃不接之時，正是苜蓿一片綠意盎然之日，於是草頭燒餅就登場了。和草頭攤粞類似的地方是，將苜蓿嫩葉輕輕搓揉至溢出綠色的水分後剁碎，和入米粉用熱水和成粉團，壓成扁餅入鍋，草頭燒餅的做法也類似於生煎包，傳統上稱之為熯。鍋內淋油加熱，將草頭燒餅排入蓋鍋慢燒至「吱吱」作響後，將燒餅翻一遍，再沿鍋邊淋油，澆少許水，蓋鍋燜至水乾。出鍋的草頭燒餅兩面金黃，吃起來既有苜蓿的清香，還皮脆而內軟糯，風味絕佳。
《史記》載：「馬嗜苜蓿，漢使取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苜蓿為名馬所嗜，所以日本人稱之為「馬肥」草。「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漢書》載：「漢使采苜蓿歸，天子益種離宮別館旁。」於是「春深萬里苜蓿頭」的景色隨之而起。然而，正如唐人修的《新修本草》所說：「長安中乃有苜蓿園，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雖然馬嗜牧蓿壯，人食亦健康，種稻肥土壤，春日救饑荒，也儘管《本草綱目》說苜蓿「安中利入，可久食。利五臟，輕身健人」；《四時類要》也說「苜蓿春食作乾菜，至益人」，但從前南方農家並不常去吃它，除非遇到饑荒才用它救難，所以陸游的《春殘詩》就說過「苜蓿苗侵官道合」，明代江南巡撫周忱仍然要人「布種苜蓿以防饑年」；《呻吟語》的作者呂坤，也勸人「薄地可種苜蓿，雖不甚茂，猶勝於田。」和《齊民要術》所說「鐵杷耬土令起，然後下水。一年三刈......春初既中生啖，為羹甚香。長宜飼馬，馬尤嗜之。此物長生，種者一勞永逸。都邑負郭，所宜種之。」有所不同，江南農家更多的是用之於肥田。每年稻穀收割完畢，田頭挖個草泥坑，用河泥拌上苜蓿種子，再用草泥桶一桶桶送至稻田裡，長出來的苜蓿，就是來年稻田裡的綠肥了。
「士大夫以菜根為難嚼，儒者以苜蓿為本分」，所謂君子不器，形而下者謂之器，知識人所貴者在於追求一些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唐開元中，廉潔奉公的薛令之與賀知章是一起教授東宮太子李亨的侍講先生，而權臣李林甫迎合唐玄宗對於太子的微妙心理，打壓太子以致太子的老師連像樣的食物也吃不上，於是薛令之在東宮牆上題詩《自悼》：「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這當然不是簡單的抱怨，而是藉此表達了對於大唐國運的擔憂。唐玄宗看到後很是不悅，揮筆題詩其側：「啄木嘴距長，鳳鳳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既然皇帝發話了，薛令之只好因此謝病回鄉。安史之亂後，太子李亨登基成了唐肅宗，他不忘這位正直清廉的老師，於是就「以東宮舊恩召之」，而此時薛令之已離人世。
相傳，唐肅宗感慨之餘，下了一道表彰的聖旨，敕其鄉曰「廉村」；水曰「廉溪」；山曰「廉山」，這些地方至今猶存。從此，「先生雖病甘苜蓿」、「闌干苜蓿先生飯」，不僅僅靈魂工程師們「歲儉餐宜苜蓿盤」，苜蓿盤也成了具有精神追求者代表性食物的代名詞。
晉人葛洪的《西京雜記》說：「樂遊苑多苜蓿，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懷風，又名光風。」無論王安石的「苜蓿闌干放晚花」，還是陸游的「苜蓿堆盤莫笑貧」，都能令人感知其清苦中，精神上富足而自豪的風光，陸游就直接說了，「飯餘捫腹吾真足，苜蓿何妨日滿盤」，完全沒有「絳紗諒無有，苜蓿聊可嚼」的被動落寂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