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作者：傅佛果 譯者：陶德民、何英鶯 出版：江蘇人民出版社內藤湖南的中國歷史「唐宋變革論」，被認為原則性論說和具體例證存在內在的矛盾性。也有人以為他的這種被歐美學者稱為的「內藤假說」有它的合理性，具體例證也不能否定整體的基本面。無論怎麼說，他的「中國史的時代劃分基準以社會、文化結構等基本方面所發生的重要變化」為依據，總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一種角度。教化是溫飽後的頭等大事，而日本人的讀書量常常被認為居世界前茅，但我一直覺得，在這點上中國讀書人不會輸給日本人。果然，內藤湖南也說「中國人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讀書量而咋舌，因為即便一個普通中國讀書人所讀之書也要超過日本的『一般藏書家』。」他還說「日本人是現在文明國民中最不喜歡讀書之民族」，其結果是只能寫出「死氣滿紙」的著作。也許，他並沒有像中國的讀書人那樣過多關注具體例證，但他的研究卻絕非「死氣滿紙」。作者通過研究內藤湖南成長的過程，以及時代的影響，分析了他研究中國歷史的目的和理論依據。去掉他是不是「實際上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出謀劃策」等爭論，這本書的好處是可以觸發一些不一樣的思考。
內藤以為，「五代時期，漢魏六朝以來的名門望族不是自行消亡，便是被人滅亡」。這是事實，不能因為宋朝仍有其殘餘就否定這種說法。一個朝代時間久了，也必然要出現新的名門望族，但新貴勢力與舊族勢力的性質也是不同的，就如先秦的貴族不同於秦朝以後的貴族一樣。「貴族政治時代的君主是眾多名門望族中的一個強有力的家族而已。」這時，「當君不聽從『貴戚之卿』的諫言時，那麼其地位是可以改而『易』之的」。無論是「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還是戰國諸侯，君主不照顧貴族內部各方的意見，就有被取代的危險。那麼「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相對於秦始皇獨裁，仍然更多一些上層的「民主」。「天子與臣僚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再是同一統治集團中的上下級關係」以後，發展到「唐朝天子」與明朝天子視臣下為奴僕的情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鮮明對照。其間，宋太祖趙匡胤撤了宰相范質的座位是個關節點，從此隋唐那樣君臣「坐而論道」就不復存在了。專制統治的另一個特徵在於「朝廷有意識地重複設置官僚......天子可以對所有官吏加以牽制與監視。這是『以夷治夷』策略運用於國內政治的表現。」「皇帝不顧一切地追求君權強化的目的，而忽視了其他必要的國政」，也不惜由此而不斷增加民眾的負擔。獨裁者的一己私利，使中國的事情「往往不是全部依據法理辦理的，所以人民的權利被充分認可的情形終於沒有出現」，許多政治的弊端和社會的惡習其實都源自於此。所以唐甄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皇帝貪，卻要為之服務的官僚不貪怎麼可能？所以，史論家田口卯吉認為「秦朝統一之前的一千年是『埋沒於封建割據』禍害之中的時代，而接下來的兩千年是『沉淪於專制政治』腐敗之中的時代。」
於是，「中國最大的弊端在官僚制度的最下層，即『中飽』稅金欺壓民眾的『胥吏』」，他說下層，可以理解為是普遍性現象，自上而下的逆淘汰，不貪則反而難以立足，而且，「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的官僚們欠缺政治上的道德心和汲汲於斂財」，他們「居於政府與人民之間，靠佣金生活。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無法糾正這些下層官吏的腐敗問題。」這些人「若樹木內皮之寄生蟲，除之則樹亦一併枯死。」因此，內藤認為「政治這東西是人類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物」，但「『近世』，平民抬頭，他們生活富足起來。平民的地位在唐宋之間發生變化後，他們便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勞動，獲取知識，進而承擔起發展中國文化的一份責任。」而且「所謂歷史，從某一方面可以說不外是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記錄。」這就是希望所在，「日本人從中國的不幸歷史中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那就是必須通過內政改革實現富國強兵，否則日本將遭受與中國同樣的命運。」內藤從鴉片戰爭中看到了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而論及戊戌變法的失敗，內藤說康有為等人是「『破壞時期』的『慷慨激昂』之人，他們終將讓位於而後『建設時期』的那些『弘毅深厚』之人。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慷慨激昂』之人，也就不可能有『弘毅深厚』之人的登場。」這兩種人共同支撐了中國文化的進程。■文：龔敏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