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直視共產黨為心腹大患,早在抗日戰爭之前,1927年,國民黨就實行過「清黨」,策動了「4.12」事件,大肆抓捕和屠殺共產黨人。此後,還五次調集重兵,圍剿共產黨的根據地井岡山,並窮追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即使是日本侵略者大軍壓境,困難當頭的情況下,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尖銳矛盾再次浮上水面。
蔣介石三次電邀,指名道姓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從延安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此時全中國的民意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山河破碎,生靈塗炭,屍骨如山,血流成河。和平建設家園是舉國上下的共同心願。
最早提出國共合作
早在1941年5月23日,《大公報》在社評中就提出,為解決國共之間的摩擦,達到「誠意合作」之目的,「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以對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達到一致的諒解。
四年後,當蔣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澤東發出第一封邀請電時,《大公報》又成為了最早得知這一驚人消息的新聞媒體。據王芸生回憶,時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吳鼎昌在向蔣介石提出並代擬了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的函電後,為了給他曾任社長的《大公報》一條特大獨家新聞,於1945年8月15日晨將蔣之電稿交給《大公報》,準備在當天晚上發表,孰料在檢查時被扣。
1945年8月28日,下午3點37分,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張治中等九人乘坐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專機抵達重慶。重慶談判期間,《大公報》每天的要聞版都有關於和談的報道,且無論標題、內文,始終用的是「團結商談」字樣,對於和談中國共兩黨代表的發言、社會各界的反響,都做了詳盡的報道。對比國民黨中央社的「低調處理」和冷漠,《大公報》對和談濃墨重彩的報道,反映了對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殷切期望和堅定立場。
10月11日,毛澤東在登上返回延安的飛機前,向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談話,指出:「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然而,蔣介石卻已下定決心與中共和毛澤東決裂。此後,中國歷史進入另外一個拐點。《雙十協定》墨跡未乾,烽火已燃。
重慶談判之後,國共繼續和談。1946年1月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由中共代表、國民政府代表、美國政府代表組成,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對國共軍事衝突進行調停。軍調期間,《大公報》從多角度、全方位對國共兩黨的活動做了大量報道,積極推動國共停戰。
發社評為停戰歡呼
因為軍調部的設立,北平成為當時軍事、政治敏感,且備受中外各界矚目的城市。為了及時報道北方局勢的發展變化,《大公報》先後派得力記者徐盈、彭子岡夫婦,張高峰、戈衍棣等加入北平辦事處。他們盡其所能地報道國共雙方的主張、態度、行動,恪守了客觀、公正的原則立場,通過某些現場細節,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歷史。
1月10日,周恩來與張群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命令和申明》,雙方分別向各自的軍隊發出停戰令。翌日,《大公報》特意刻製「停戰令下!」四個特大號字作為消息標題,並發表社評為停戰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