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的勝利曾給王芸生帶來曇花一現的希望,他當時的社評《日本投降了》、《毛澤東先生來了》都顯得那麼樂觀。他還為馬歇爾來華、停戰令、三人軍事小組、政協會議的召開喝過彩。在國共兩黨對決的夾縫中,王芸生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他都以理性分析來發表見解。但當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日漸顯現,乃至病入膏肓之時,《大公報》對國民黨的批評也愈發尖銳。
1947,王芸生在《我看學潮》一文呼籲「趕快停戰,快快和平!」,並對學運作了大量客觀報道。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為了防止學運擴散,頒佈《學生自治會規則》,《大公報》的李純青發表社評,指責國民黨政府對學生運動的干涉和鎮壓。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授意南京《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給《大公報》加了一串罪名後,指名道姓地對王芸生進行人身攻擊。
不懼圍攻 坦然回應
1948年7月19日,《中央日報》以《王芸生之第三查》為題發表社論,對王芸生的「反蔣罪行」,進行徹底「清算」。這「三查」都是莫須有的,無非是給《大公報》羅織罪名。《中央日報》如此叫罵,氣勢洶洶,各右派報紙聞聲而起,紛紛「圍剿」王芸生。
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政府當局勒令南京《新民報》「永久停刊」。王芸生發表社評聲援《新民報》,宣稱「言論與發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但很快《中央日報》就發表社論大罵王芸生。
1948年夏,正當王芸生遭受圍攻,思想陷於彷徨苦悶、無所適從之際,10月30日,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通知他,毛澤東主席邀請他到北京參加新政協。他萬分高興,便離滬繞道台灣到了香港。
面對國民黨《中央日報》的「三查」和各種指責、謾罵,王芸生坦然回應,毫不畏怯,他曾對家人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