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壽田
在近現代碑學史上，有一個較為奇特的現象，即碑學大家皆為南人。如趙之謙、沈曾植、康有為、李瑞清、陶濬宣、曾熙、楊守敬等。而中原北派則碑學大家希見。這無疑與中原兩次文化南遷，南宋之後北派文化急遽衰落，北方文化人物凋零，而南方文化後來居上有關。清末民初，上海作為西風東漸後興起的現代通商大埠，成為碑學中心。沈曾植、康有為、吳昌碩、李瑞清、曾熙，包括於右任皆定居鬻字於此。他們通過雅集及日常酬酢交往形成一個高級文人書法圈子，並由此將碑學推向高潮。
由此，近現代反帖學的碑學思潮反而由南派人物所倡導，北派習碑者反需汲汲乎從南派學習取法碑學，而北派真正堪稱大家者也實屬聊爾。細加梳理，現代碑派分枝皆與沈曾植、康有為、吳昌碩、李瑞清有着密切關係。現代章草大家王蘧常出於沈曾植門下，而馬一浮，陸維釗雖與沈曾植無門派遞承關係，但私淑沈曾植，在書風上深受其影響。相對而言，康有為門派堂廡較為綿廣，沙孟海年青時遊學海上期間，曾受康南海親炙，後又拜吳昌碩為師。蕭嫻、徐悲鴻、劉海粟則出康門之下，是真正的門弟子。康有為書風至今仍影響廣大，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此三家的傳承弘揚。李瑞清門下，也出了不少有影響的人物，如張大千，胡小石、游壽等。就當代浙江碑學格局而言，繼沙孟海、陸維釗二位碑學巨匠去世後，沈定庵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標誌性人物。他師承徐生翁，但就書風本身而言，並沒有受到徐生翁多大影響，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可能僅僅是來自觀念上的。他的隸書開張渾穆，呈現出一種陽剛的生命力，風格審美上，醞釀結胎於伊秉綬，顯然是私淑伊而來。沈定庵的碑風對浙江中青年隸書創作構成很大影響，如鮑賢倫、趙雁君、何來勝，宋漢光皆受其沾溉，而浙江中青年碑學創作群體的顯性存在及其與中原、京派不同的碑學創作路數，則表明浙江碑學傳統的深厚廣大。同時，也從另一個方面，提示出當代浙江中青年書家創作，並不如表面所顯示的那樣，盡為帖學所掩，而是內藏碑派元氣骨力，勃勃如焉。就其創作表現而言，不論是朱關田，陳振濂、王冬齡、白砥、還是祝遂之、陳大中、韓天雍，都在其書法創作中，顯示出尊碑或求碑學宏大精神的一面。如王冬齡的巨書，陳振濂的篆隸、白砥、陳大中的行書。朱關田、祝遂之的沙氏書風與韓天雍的大篆，無不如此。
在當代浙江書壇，宋漢光是一個創作實力遠過其名聲的書家。幾十年的隸書錘煉與驕人成就已使其在浙江書壇獲得公認。只是他的內斂低調與不事張揚的為人風範影響了他在全國書壇名聲的昭著。他於隸書創作，孜孜矻矻、真積力久，從隸書大家沈定庵入手，進乎伊秉綬，並上追漢隸，旁涉漢簡。可以看到，宋漢光在創作上並沒有株守一家，而是走着一條整合超越之途。他在通過對伊秉綬、沈定庵的取法，獲得了隸書開張博大之氣的風格奠基之後，便謀求從漢碑中汲取高古、氣厚，以強其骨，活其氣，從而使自身隸書呈現出磅礡之美。在這一點上，宋漢光隸書的榜書審美特徵，又秉承、傳遞了浙派碑學的榜書傳統，而這種榜書隸體，大字深刻的磅礡之氣，又與京派、中原隸書拉開了很大距離，氣勢上也並不稍弱。這是宋漢光榜書隸體的驕人之處與卓犖處。擘窠榜書有至難處，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論榜書，指出：「榜書自古為難，其難有五：一曰執筆不同，二曰運管不同，三曰立身驟變，四曰臨仿難周，五曰筆意難精。」有此五難，宋漢光於榜書得之矣。
而頗使人訝歎的是，宋漢光的隸書創作還不僅僅止於此。他在以大字深刻，饒具榜書磅礡之力的隸書示人的同時，還展示出他隸書創作風格多樣化的面目，從而顯示出他對隸書創作的多極思考和審美探索上的深化。與其榜書隸書強調磅礡雄渾之氣不同。他的另一路隸書將漢碑之厚與漢簡的夭矯之勢結合，澀筆刷掃，筆勢雄逸，極具張力，顯示出強烈的書寫性和表現性。這也是書家置身當代書法審美思潮謀求新變，賦古法以新理異態的積極變革拓化。
在近現代碑學傳統漸趨衰頹的當下，金石氣與榜書磅礡大氣的大美之境已頗難獲睹。當下許多書家自認為寫大字就是榜書，即具雄渾之力，這真是天大的誤解。看一下康有為、沙孟海的擘窠大字便就知道什麼是榜書了，看看吳昌碩的《石鼓文》，就會懂得什麼才叫金石氣。
宋漢光傳承浙派碑學傳統，潛心探索隸書創作，得漢氣、漢法，其隸書迥異時流，具有強烈的內在表現力與碑骨嶙峋的生命張力。他的字體現出一種創作真實，奇倔排奡，無做氣，機氣，與媚俗荏弱之氣，而是筆墨蕩溢，撼人心目。其榜書隸體的大字深刻、顧雄自足，令人歎止。這使宋漢光成為當代浙江書壇隸書創作上無法迴避的人物。
宋漢光以及浙江中青年隸書創作書家群體的存在，使人們擺脫了以帖學創作定勢看待認識浙江中青年書家創作的固有立場，而開始認識到浙江碑學創作不弱於北派的事實。這無疑是值得慶幸的。有賴於此，浙江帖學創作才會真正具有內在的生發力與精神風骨。而浙江碑學創作實力的存在，則進一步使浙江碑學傳統得以綿延不墜，並抗鼎北派，顯示出浙江書法創作的多元價值取向。（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書法導報》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