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資料圖片──《金庸：從香港到世界》編輯絮語
每當有人漠視香港文學的地位與成就，我總會振振有詞地說：「香港有金庸！」■文：鄭政恆
金庸小說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間，我十歲左右，無綫電視翡翠台不斷重播八十年代初拍攝的金庸小說電視劇。我一部一部追看，印象最深的是《天龍八部》（梁家仁、湯鎮業、黃日華主演）、《射鵰英雄傳》（黃日華和翁美玲主演）、《神鵰俠侶》（劉德華和陳玉蓮主演），主題曲《倆忘煙水裡》、《萬水千山縱橫》、《鐵血丹心》、《一生有意義》、《世間始終你好》、《何日再相見》，都耳熟能詳了。
大概在同一時期，家母鼓勵我追看金庸小說原著，就由一冊《連城訣》開始。因為家中有全套明河社新版《金庸作品集》，所以不用到圖書館輪候，隨心所欲，想看就看。到高中時期，金庸小說看得七七八八（衛斯理科幻小說也看了一些），也讀一讀古龍的武俠小說。
如今是互聯網發達、影像主導、資訊爆炸的時代，有人說，雖然公共圖書館的借閱榜中，金庸小說獨佔鰲頭，頭十位中，大部分都是金庸作品，但是讀者數量似乎不如從前了，年輕人還看金庸嗎？
我依然相信金庸小說的藝術魅力，只要有人熱愛華文文學，就一定會迷上金庸，欣賞金庸，品讀金庸。金庸小說是歷久常新的香港文學經典，我們不必過慮，正如我們不會計較《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的讀者數量。
後來，我專注研究香港文學，金庸小說未必是我閱讀的焦點，但每當有人漠視香港文學的地位與成就，我總會振振有詞地說：「香港有金庸！」
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
2016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主題為「武俠文學」，出版社自然摩拳擦掌，推出相關書籍。
何其有幸，三聯書店的資深編輯李安約我到旺角喝咖啡，無事不登三寶殿，她滿腹大計，而我也樂意從命，編輯《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一書。
回頭細看這本大書，我確實看了不少文章，精挑細選，才有如此規模，正如我在編者前言中說道：「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參考了《武俠小說論卷》、《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庸與漢語新文學》等多部論文集和金庸小說研究專書，當然也搜羅了不少單篇論文、文集、雜誌及網絡文章，但願這本書能夠為金庸小說研究，寫下重要一章，這當然是書中作者的集體功勞。」
文章多如汗牛充棟，怎樣選取呢？
首先，雖然市面上有許多金庸小說評論及研究著作，但我很希望編一本由香港角度和視野出發的專書。羅孚先生的一句話，正好為這本書一錘定音。
羅孚曾經擔任《新晚報》的總編輯，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梁羽生和金庸小說的約稿人，又寫過〈金色的金庸〉和〈兩次武俠的因緣〉等跟金庸相關的文章。躊躇之間，我還是選取了寫於1997年前後的文章〈話說金庸〉（原刊《香港的人和事》），置於全書開首，只因為羅孚的一句話，恰恰點出了這本書的編輯方針：「如果沒有香港，沒有金庸。」
在編輯過程中，羅孚和梁羽生的文章，由始至終都放置在全書的開首。
又是因為羅孚。話說羅孚1966年創刊《海光文藝》雜誌，為了打響招牌，商請另一新派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化名佟碩之，書寫長文〈金庸梁羽生合論〉，一口氣連載三期。這篇文章是新派武俠小說研究的重要文獻，為金學的扛鼎之作，在《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一書中，〈金庸梁羽生合論〉緊隨〈話說金庸〉之後，與劉紹銘、楊興安、梁燕城和陳岸峰的文章，合組成全書第一部分「綜論宏觀」。
金庸小說文本內外
另一方面，我希望《金庸：從香港到世界》可以展現八十年代以降，香港以至海外的金學研究面貌，其中有文學賞析和文化評論兩大方向，前者的着眼點在金庸小說文本之內，包括小說情節、人物描寫、藝術手法、思想意義，而後者的着眼點在文本之外，包括社會文化、意識形態、香港處境、影視改編。
八、九十年代是金學的高峰期，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探索金庸的小說世界。倪匡先生是金學的大將之一，他寫了金庸小說評介著作《我看金庸小說》，往後數年間接連推出《再看金庸小說》、《三看金庸小說》、《四看金庸小說》和跟陳沛然合著的《五看金庸小說》，其中《我看金庸小說》為十四部小說排位，他說「《鹿鼎記》是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說，在金庸作品中，排名第一。」「《天龍八部》是金庸作品極其特出的一部小說，在武俠小說中的地位，堪稱第一，在金庸作品之中，排位第二。」《笑傲江湖》排名第三，《神鵰俠侶》排名第四。
後來，吳靄儀在《金庸筆下的人生》提出她心目中的「四大金庸小說」，四大分別是《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
《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各有千秋，難分高下，不論如何，《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的地位至高，堪稱三甲。所以《金庸：從香港到世界》的第二部份「名著分析」，就選取這三部小說的評論文章，再加上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危令敦的〈楊過和他的問題-論金庸的《神鵰俠侶》〉，這部分就順利完成。
《金庸：從香港到世界》第三部分「文化視野」的焦點在文本之外，從文化角度探索金庸小說與香港處境。
從金庸的小說，可以看到香港的文化面貌以及時局下人心的轉變，也側面映照出中國的變化。（別忘記金庸是創辦《明報》的報人，長時間撰寫社評政論）金庸在得天獨厚的香港，創作自成一家的新派武俠小說作品。
不難推斷，如果金庸生活在另一個環境，就不會有目前所見的這種寫法；沒有這種小說寫法，就不會有這種文學魅力、影響力或崇高成就。當時的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處於特殊的時空環境，為金庸帶來了書寫空間，思考政治、權力與人的關係，以至身份認同、民族大義、兩性關係、父權主義崩潰等議題，也展現出香港人身份的複雜態度。羅孚說得實在太好了：「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不誇張吧。」
金庸小說是我的文學啟蒙。金庸小說有無限的魅力，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小說的讀者與愛好者，大洋兩岸，大江南北，他的小說成為全球華人的共通話題。金庸小說又有多種外文譯本（《射鵰英雄傳》的英譯本值得大家注視），多次被改編為電視劇和電影，也衍生了動畫、漫畫、電腦及網上遊戲等等，金庸小說有永恒的生命力。
大師走了，但小說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