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接受記者採訪。劉蕊 攝作家李修文對於寫作的態度是向內看 ，「找到文學裡面的中國。找到中國的人情世故下孕育的中國人身上特有的東西」。在李修文身上能夠看到一個寫作者的多種可能性，從小說到影視編劇、監製，甚至以後他還要寫戲曲。最近，他的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獲得了第七屆魯迅文學散文雜文獎。不禁讓人驚歎，一個作家如何能夠如此全能。恰值李修文攜新書《山河袈裟》受邀作客鄭州之際，記者得以與其進行深入訪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谷素梅 鄭州報道
《山河袈裟》寫於李修文的十年困頓期，被其稱為「脫胎換骨」之作。為什麼這麼說呢？眾所周知，李修文是寫小說的，十幾年前，20多歲的他就憑借兩部長篇小說《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一炮走紅，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職業作家」，在此之後也一直從事小說寫作。就這樣寫着寫着，他卻陷入了遲疑和停滯，對自我的懷疑甚至讓他「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為緩解寫作焦慮，李修文轉身投入影視創作，佳作不斷，也因此發現了自己新的寫作可能。隨劇組多地輾轉拍攝，擴寬了他作為作家的生活疆域，遭遇到的新鮮的人和事重新激發了他的創作慾望，讓他「想寫近在眼前的遭逢的人事，寫這十年遭遇的顛沛的生活」。《山河袈裟》即是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中產生。
粗粗翻閱，便可見其中文章彷彿換了一番天地。之前以「愛和死亡」為主題挖掘人物生命力的寫作，在這裡有了更加遼闊的山河之氣。李修文說，古代文人在山河上下遊走，好的文章大多帶有山河氣。生存處境的變化會隨之帶來美學空間和精神空間的轉換，書寫於旅途之中，一批更加堅硬的詞彙下意識地進入了他的寫作，「要改變我們的語言，首先改變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的遭際。」
堅持：小人物身上的生命力
《山河袈裟》共收錄散文連同序言34篇。讀者會驚歎於語言的典雅、凝練和節奏的迷人，也會被他筆下故事深深地感染到。羞於說話的老婦人，潦倒落魄的下崗工人、沒錢回鄉的農民工、艱難撫養孩子的陪酒女、醫院等待死亡來臨的病人......這些小人物如同散落在底層的珍珠，被作家一一撿拾，寫進作品，給予關切。
正如魯迅文學獎授予他的頒獎詞：「李修文和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在一起，寫出他們的跋涉、困頓、高華與莊嚴，發現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人民」和「美」是他創作的永恒。李修文沒有寫過什麼大人物，第一部小說寫的是妓女，第二部小說寫的是小偷。做編劇寫的《十送紅軍》也是同類題材中第一次通過普通戰士寫長征，《山河袈裟》更是如此。他說自己只迷戀小人物身上的生命力。
當大多作家懷着極大的抱負，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時，李修文的態度是向內看， 「找到文學裡面的中國」。他曾深情地寫道：「其實中國人最初的模樣依然在我們身邊流淌行進，我得緊盯它們、認領它們，如此，我才能獲得安定，並且可以告訴自己：我已經回到了獨屬於中國的、某種確切的源頭和懷抱之中。」
他不願意把這本書簡單總結為底層人民面對苦難時的「不投降」。在他看來，總結意味着損害。「人生絕不應該向此時此地舉手投降，不投降的結果也可能被吞噬和妥協，但並不意味着失敗。只要反抗過，就是有尊嚴的。」
如魯迅先生，把血淋淋的事實剖開給人看，指認痼疾，卻不提供標準答案。李修文認為作家的美學的使命和任務就是「指認」，「中國人身上也有生命力，靜水深流的東西，我要不斷去指認這一面。......我寫了很多被生活毀壞的人，並沒有站起來。我需要提醒大家這就是真相。我們認清楚這種真相，反而比雞湯更能建設我們的人生。」
叛逆：我想做一個文人
在寫作上，李修文同樣是一個不在意文體的作家，甚至直呼「我想做一個文人，不想做現代意義上的一個作家」。回歸中國文章幾千年的歷史，他認為近現代以來文體對人們的束縛太嚴重。「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專業的小說家，或者散文家。我筆下什麼都有可能去寫，出現在我的筆下就寫，結束了也就結束了。」
李修文對當下散文創作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散文在今天是一個偷懶和墮落的文體，對身體建設和心靈建設沒有起到作用，所以才濫上了雞湯。」 散文這種能夠及時對我們的生存和時代做出反映的文體，最應該順應處境發生變化，可是一直沒有。這令他痛心疾首。
有人說他寫的是小說故事，不是散文，這一點他不承認。考慮到當下碎片化的生存處境，高度依賴故事化的社會現狀，他主張過去意義上的真實應該被打破。所以在《山河袈裟》他會寫到鬼魂復活等在現實世界裡不能證明真實發生的事情。用他的話講，「我的寫作是不歸於真實的，而是歸於美學的真實。」而他的美學就是回到一些最基本的原點，寫出活在此時此地的中國人不可被替代的情感和心理。所以他也一再強調他的散文裡面有一個「無限真實的精神個體」。
李修文認為開放的，有活力的文體應該像一個嬰兒一樣，正在發育當中，不知道未來會長成什麼樣子。
創作：不遺餘力
李修文自認為並不是天才式的作家，他的寫作必須要踏踏實實地落在地上。對他來說，只有走出去，在日常生活中，在泥沙俱下的碰撞當中，才能產生震驚感，才能帶給他創意，「要不然我是寫不了東西的」。
他會「不計後果地去捍衛」每一個靈感與素材。在武漢遇到一個小餐館老闆，老闆曾偷渡到香港，經歷了眾多變革大潮。李修文用了幾年的時間去了解他，即使他的朋友都熟悉了老闆，他依舊沒有出版這個故事。「我不斷去寫，不斷否定，我覺得我可以寫得更好。」
在旁人看來，他對作品的實證主義精神嚴謹到近乎執拗，甚至他自己都覺得可能是某種強迫症。《山河袈裟》中有一篇〈義結金蘭記〉，講述的是一隻猴子和一個人類中的傻子結為了兄弟。為了寫作此文，故事的發生地他前後去了四次，就在成書之前，重新整理這篇文字的時候，又專程去了一趟，回來就重寫了。最後一次去時，他甚至帶着尺子去，從村莊到黃河岸邊有多遠，從黃河岸邊到小火車站有多遠，全都量了一遍。
不管什麼樣的創作，他都不希望是在已經劃定好的圈子裡偷懶。李修文在採訪時表示自己很喜歡《聊齋誌異》，之後他打算寫一部現代版的類似於這樣的書。「我常常在想，如果有一本現代版的《聊齋誌異》，那作品中應該不會還是狐仙，可能是一個手機鬼、房鬼，該用什麼表達形式與敘事手法去表現今天中國人的異化呢？」他說，雖然還不知道怎麼寫，但是要有一種美學上的耐心，不斷地去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