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份將近21年前的政府新聞公報中,有一篇關於鍾建新的報道,標題名為《警隊人才濟濟-水彩畫家鍾建新 》,當年仍是警察身份的他,已在水彩畫的世界中嶄露頭角。這樣說不怎麼準確,精準地來說,早在1977年,年僅14歲的鍾建新,就已然踏上過香港大會堂的舞台,拿了他的第一個有關美術的獎。■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我自小畫畫,畫了54年,從幼稚園開始已經知道自己有畫畫的天分。1975年,我開始畫水彩,拿第一個獎的時刻讓我記憶猶新,當時的我走在高座的香港藝術館。我就想:我將來一定有個位置在這裡。」那一年的鍾建新看着香港藝術館裡的眾多畫作,暗自對自己這樣說道。
時間過得很快,16年之後,默默許下的這個對自己的冀盼,便成為了現實。
新畫作寓中國人文化
今年,鍾建新帶着他的學生王愛倫以及前新藝畫會會長陳明東,由即日起至17日於「畫好香港國際藝廊」舉辦畫展。這次的畫展以水彩畫為主,帶出了三人各自對於生活以及香港的不同感受。「畫展中有19張水彩畫,其中有10張是我的作品,最近的一張是2019年的作品。」鍾建新介紹道:「這幅有關麻雀的畫,主題是一家親。」鑒於香港為時超過半年的時局,他有感而發,「我畫了66隻麻雀在樹上。其實麻雀在樹上是會爭執的,但牠們也會一起唱歌,各司其職。不過,無論怎麼樣都好,牠們都是很團結的,是一家人。而我們中國人就像這些麻雀一樣,去到世界各地,他們都是希望『搵食』,是沒有攻擊性的。這就和麻雀一樣,對其他動物是沒有影響的。」他深感中國人也是一樣的脾性,由此創作出了這幅畫。
對於鍾建新來說,中國的文化是一個道德標準很高的規範,他認為就連周圍的許多國家也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卻出現了一些變化。「中國人是可以很團結的,但有時也會如一盤散沙。這是取決於自己的決定,你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中國人的特性不能代表所有人。」他說。
熱愛新界人事物
鍾建新對於新界的感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那時候,鍾建新的父親成為一名「拓荒者」,由九龍搬入粉嶺,買下了一個農場。小時候的他,便在這個由大自然縈繞着的環境中長大,對自然有種天然的感情和直覺。
「我覺得自己畫畫有個弱點,就是高樓大廈。」他覺得筆觸是有情感的,雖然扎實的畫功可以將眼前的石頭森林畫在紙上,但是「缺乏感情」。曾在元朗駐守的他曾深深感受過圍村人的真誠,是個有感情的群體。
「我對新界的感情很深,尤其是粉嶺。那裡很悠閒,雖然也有都市化,但是完全是不一樣的香港。」鍾建新覺得現在的香港社會會將人分化成不同的人,比如城市人和新界人,但他認為這種劃分是不自然的。
警察生涯影響深遠
畫家並不是鍾建新年輕時候的正職,他很早便加入香港警隊,一做就到了45歲退休那年。鍾建新曾說:「我從小便有兩個志願:一是做畫家,另一個是做警察。我的工作和興趣看似沒有什麼關連,但事實上卻關係極大。」 與做畫家一樣,身為警察的鍾建新也有抱負。他曾在長達二十年的警察生涯中擔任過多項工種,不同的職位上讓他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更多,他說:「我多了很多機會接觸這個世界,比如看到很多社會上千奇百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其他行業不可能會有的經驗。」但令人遺憾的事情也很多,他自己親歷過無法營救企圖自殺的人,眼睜睜看着一個活生生的人跳樓,卻無法施救,「這種悲歡離合,是一直存在的。」他說。
警察的身份與作畫之間並不衝突,他在業餘的時間作畫,在當值的時候兢兢業業做一名好警察,「我也有很多其他同事會參加各種體育比賽,我只是和他們的愛好不同。」他自覺做警察令他擁有一種堅毅的性格,這讓退休後全心全意畫畫的他能夠克服耐心、細心的障礙,創作精緻的水彩畫。
香港的時局一直令鍾建新心有牽絆,他對一些群體對於香港警察的仇視感到難過,「我做過警察,一件事情的發生,不會令警察突然之間變成壞人,甚至『黑警』。但是你說是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有問題呢?我覺得不是,我見過的很多年輕一輩都很上進。」他痛心地覺得目前有些傳媒製造的輿論令香港社會產生「羊群效應」,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相信這些人是少數。」
那些偏頗的聲音,他覺得都很荒唐,他直言道:「香港警隊是我們的中堅,如果沒有了他們,這個社會就完了。」他在2014的時候便應邀為警隊畫畫,激勵和支持他們,而現在的他則認為,最好的支持便是遇到罪案便要立刻報警。
「我希望這個現狀可以逐漸改變。」他說。
警察的身份讓他感受榮譽,畫畫則是他最享受的事情,「畫完一幅畫,會讓我產生空虛的感覺,畫畫如果沒有這種感覺是超越不了自己的。」帶着堅毅的特質,他還會繼續畫下去,描繪香港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