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臻
前大法官烈顯倫指出目前香港的法庭處理案件是個人利益凌駕社會利益之上，應該改革，非常恰當。其實，全社會都係這種思維，你只要分析香港近廿年推動政策遇到的阻礙就明白，這思維出現是正常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培養出來的人都有個人權利大於一切的想法，所以官員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發生時如何平衡事關重要。但問題是當官的、當領導人的都沒有超然的思維或者靈活的手法就很難。
要完全將社會主義管理方式用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是行不通的，將資本主義的方式強加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或將資本主義制度的規則作為量度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好壞也不可行。像歐美近年不斷批評中國企業有政府參與及補貼之類，事實上，社會主義制度下肯定有企業需要國家支持的，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如果不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向前發展，扶持落後、貧困地區人士是他們的國策，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不搞企業，所以有國企、央企的存在，如果資本主義國家視這些是不公平，那是你們不接受不同的模式而已，你們的財閥集團有巨大的財政能力，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同樣佔盡優勢。不同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領導人如果老是只講求事事對等，那談判永遠也有爭拗，談不出結果。
講回領導人的思維要靈活就是要有廣闊視野，有些突發問題不一定要絕對跟隨常規做，只要有制度，社會哪怕別人法律挑戰？不相信法庭不講理。法理兩字，就是法律中有道理可講的。香港政府官員俾人鬧抗疫不力，其實就是負責的人沒有廣闊視野，每個決策都要保證沒有法律挑戰才實行，自然慢三拍，守法規本來是好的習慣，但在危難中大眾利益行先，沒人怪你，只怕你有利益私心才會受法律挑戰。
正如近日連續發生有人在確診等候送檢期間出事，家人怒斥當局行政失當拖延救治導致悲劇發生，李偲嫣死後才檢驗出新冠呈陽性，他先生也是遲遲未收到結果，知道呈陽性仍要等兩天，政府效率之慢是會令感染者拖延病情出人命的，完全令人不可接受。近期大部分市民已經很配合的了，政府不把握機會推全民檢測又係失策。
政府官員張建宗及陳肇始稱因為人手不足所致。疫情發生一年了，你們仍不懂調配人手？既然人手不足，想想如何動員公務員團隊、義工團隊。上次內地醫療團隊來做檢測時不是有一群公務員曾受訓後去幫手的嗎？叫他們再幫手啦。況且大家都知公務員居家工作基本上與放假無分別，個個不工作薪金照出（私人公司是無薪假了），已經令市民不滿，怎麼不可以幫幫忙收集檢測樽和跟進市民查詢，或支援防疫二線的工作？
政府的外判制度是一大問題，局長往往是無兵司令，要有自己的隊伍，沒有兵如何打仗呢？做得好不好憑外判公司的良心，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應該思考改革外判制度。政府許多工種外判，監管又不足，結果自討苦吃。時代變了，用了幾十年的公務員外判制度，是時候要檢討，政府需要有隊自己的兵，緊急時期可以歸位，大家一齊給膽量政府改革，改革中可能有陣痛，但總好過拖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