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我已經許久不關注突發性網絡熱點了。上一次關注具體事件，還是新冠疫情初期的李文亮，那時心情很差。再之後，我的世界就重歸平靜。無論是出行者的不禮貌言行，或者老人跌倒的訛詐事件，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
從根本上來說，在我心底裏，這些都是個別事件。正確的關注方式，應當是把同類事件進行統計，並分析一類事件背後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再得出關於這個時代特徵的診斷性結論，以使我們在看到此類信息之後，能夠不僅僅停留在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這種針對事件的分析，實際上是在讓事件回歸一般化。因為，當我們開始關注事件的起因和推動力之時，事件本身就被重新拉回到它所處在的環境當中，也就不顯得那麼驚世駭俗了。這種視角的目的，顯然可以讓事件脫離特異性，重歸於日常。
我想，像我一樣有這種期望的人一定不在少數。歸根究底，是我們都厭倦了一種沒有意義的喧囂，以及無始無終又永恒不斷的事端的出現。這使人感到煩躁。更何況，在當前這種互聯網的輿論生態當中，能夠被稱之為事件的，都不是在正常社會當中的常規進程。就像《紐約太陽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編輯主任約翰．博加特所總結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即便再多老人被扶起來表達了感謝，互聯網上的老人依然在訛詐。當前這個時代，事件是依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存在的。
在以往的傳統媒體時期，事件也有異常性，但是相當克制。其原因在於有一種社會職責和物質基礎共同支持着媒體人的職業理想。現在的自媒體時期，流量所帶來的超人渴望鼓勵了一種反情操的追求。它最直接的壞處在於，事件本身是嚴重脫離日常的，既細碎又極端。而一般民眾卻習慣於在接收信息的時候，把事件當中總結經驗。甚至於，我們所獲得的絕大多數經驗，也即絕大多數的鼓勵和禁忌都來源於此。而當我們開始在日常生活中去運用這一套經驗時，卻經常發現一種錯位，總覺得哪裏不對頭。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哲學家德里達一直反對事件。因為一旦關注，事件就會引發一種延遲的經驗，並進而演變為一種標準。事件就在這種標準建立起來之後成了「非事件」的。它開始變得永恒。但這種經驗本身是存疑的。就好比每個家庭都裝了防盜網，最初僅是某一次事件之後的杜絕被盜引起的行為。然而盜竊的根源不在於防盜，而在於社會階層差異導致的一種絕望，並由此引發的不穩定。所以從理論上來說，裝不裝防盜網與防盜本身關係不大，只要未能解決最根本的那個起因，盜竊就無法解決。正像佛洛伊德所說，罪行沒有開啟任何東西。因為在犯罪之前，懺悔和道德已經在那裏了。
不過要想使民眾不關注事件，這很難。民眾之所以常被事件所吸引，在於事件的戲劇性往往引人入勝。身處其中，我們可以短暫脫離日常的平庸生活。並且，事件最令人興奮之處，在於新事件有時看似與舊事件相似，但它總是新的，包含新的內容。這種新來源於時代的變化，因而就指向了未來。正像德里達所說：沒有新來者的獨異性，事件名字或身份不會存在。這麼說起來，喜好事件的民眾總是積極的。而反對者，比如我，卻有那麼一點點消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