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13] 文海撮粹：與香港邂逅於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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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葉錫恩

　編者按：《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英文版於200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推出後反應熱烈，不少讀者認為應該推出中文譯本。為此，香港文匯出版社接受杜葉錫恩女士的建議，將英文版翻譯成中文出版，以饗廣大讀者。本版(文匯園)撮錄了書中的精彩片段二萬字進行連載，由今天起於每周星期二、四、五、六連續刊出，敬希讀者垂注。

　我們最後一批傳教士是在1951年2月離開江西省省會南昌來香港的。一些年長的傳教士早在1949年初中國內戰的戰火逼近該省的時候就離開了。然而，新的共產黨政府沒有強迫我們中的任何人離開。這個新政府於1949年年中到達南昌，同年10月宣佈戰勝國民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共產黨接管之後，社會狀況的確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對我們說會發生各種暴行，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通貨膨脹減輕了，經濟有了起色，法律與秩序恢復了，電力、道路、通訊和運輸也大大改善了。

　然而，快到1950年年底時，我們聽到這樣的傳聞：所有傳教士都將離開中國，而且，英國政府大概也已告誡所有英國國民離開中國，儘管政府從未把我們當作敵人對待。於是，我們決定先去香港，到那裏再制定前往婆羅洲與我們的教會成員會合的計劃。

英國旗下藏貪污

　乘火車到羅湖邊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順利。橋的這一端飄揚著中國國旗，另一端則是英國國旗。懷著理想主義的我當時相信，英國國旗代表著英國的正義。但我很快便發現我想錯了。

　到港不久，我們拜訪了在香港的教會成員。其中有一位在港府工務局工作。他談及無視一切法律和政策的貪污受賄現象。我原以為香港是由民主政府治理的，這個政府以保障英國的正義而著稱。貪污和正義是不相容的。我認為這位工務局的朋友一定是在誇大其詞。但他沒有。

　一位為香港政府工作的醫生，證實了工務局的那位外國僱員對我們講述的事情。他說，對付貪污受賄現象的唯一辦法是把高官們「惹火」。但可惜我當時無法把這一忠告付諸實施，一方面我買不起照相機，另一方面我的教會嚴格限制婦女站出來講話。我的前夫甚至不許我給除了親屬和私人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寫信。至於批評政府，基督徒理應把注意力集中於天國的事務而不是塵世間的事務，因此，不許我就我所見到的不公正現象投書報章。

　我們到香港沒幾天，一群中國人就到我們下榻的「士兵與海員之家」來看我們。他們要求我們留在香港，在他們的寮屋區教堂工作。這個寮屋區位於黃大仙一個叫做啟德新邨的地方。我們解釋香港的房租太貴，我們住不起。他們便在他們的租金便宜的寮屋區內為我們找到了一套非法住房。

　在那裏，我們很快就了解到一些貪污受賄現象，因為寮屋區的每個人都得交錢給黑社會幫派。在我們拒交「保護費」之後，有人不止一次企圖對我們的住處行搶。當時連襪子和其他衣物都是目標，儘管我們放在三樓陽台上的自行車也被偷過。這些被偷的自行車後來被找了回來，我猜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緣故，而不是因為警察的破案本領高強。

為中國人感不值

　外國人可以避過不公正現象，而中國人就時時生活在對不公正現象的恐懼之中。這些黑社會分子的行為就好像是腐敗的政府官員的稅收大員，他們搶奪來的錢財與這些官員分贓。對歐洲人行搶是有很大風險的。政府不希望外界知道在那個腐敗的時期假英國正義之名所發生的事情。

　我對我們的教會感到幻滅並最終於1955年永遠離開那個教會。面對不公正，我覺得無法在緘默中生活，同時也不能繼續接受教會的保羅教義，它與基督的教義似乎不搭界。它的偏狹胸襟令人無法容忍。

　擺脫了教會的束縛，我就可以對殖民政府所縱容的貪污受賄和不公正現象進行較為深入的調查了。我必須指出，在有些居住在這個殖民地的殖民者的想象中，我的目的是製造麻煩或者「推翻」政府，但我根本無意這樣做。在我看來，政治變革是中國人自己的責任。如果他們對政府感到滿意，我將只致力於消除最嚴重的不公正現象。（本書已由香港文匯出版社出版，如需購買可電話聯繫2873 8052。） 　節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