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5] 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工會運動

■潘江偉 香港工會聯合會前理事長

　香港工會運動在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時出現了第一次高潮，後因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背叛使國共分裂，革命失敗，加上港英殖民統治者的高壓政策，致使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長達九年間，香港工運趨於沉寂，不少工會已陷於停頓狀態。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香港工會運動出現了第二次高潮。大罷工時期的一批主要工會，如海員、洋務、電車、印刷等，均在一九三七年重建工會組織，迅速恢復活動。但是港英政府的壓制仍很嚴厲，因此不少行業工人採用多種組織形式進行活動（如海軍船塢工人組織用鈴聲社的名稱），但不管用甚麼形式，主流活動內容除維護本行業工人重要權益外，均圍繞抗日戰爭這一中心。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形勢下，香港工人發揚了愛國、反帝的優良傳統，團結起來，紛紛投入了這場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之中。

香港工會多種形式支持抗戰

　支持抗戰最廣泛的活動是捐獻。香港許多工會開展獻金購債（抗戰公債）活動，籌募經費，籌集物資和藥品，支援抗戰。而捐獻有多種形式：有一次過捐款；有多次捐款；有定期定額捐款。如洋務工會從每個會員每月繳費二角一分中捐出一分錢作抗日捐獻，汽車交通工人集資四千元，捐獻了一部救護車和一部貨車。救護車經廣州灣（現湛江）運往桂林，送交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由辦事處主任李克農接收。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六周年），香港海員和洋務工人集會呼籲全世界海員攜手制裁法西斯的侵略行為，隨後數月，香港有五千多工人參與拒絕起卸、裝運日貨和使用日本原材料的罷工。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一九三八年底由重慶飛往越南河內，一九三九年五月轉到東京叛國投敵。香港汪系報紙南華、天演、自由三家報館的二百多名工人激於義憤，宣佈罷工，並通電全國，要求堅持抗日，反對投降。罷工工人後來組織回國服務團，由香港印刷業工會執行委員司徒維帶領回國服務。一九三九年冬，海軍船塢鈴聲社、海員和洋務工會組團到惠陽縣坪山游擊隊活動地區勞軍，多間工會開辦救傷班，組織救傷隊到戰地後方服務，洋務工會的抗日會組織女工及家屬為抗日部隊車縫衣物。

開展游擊戰，壯大東江縱隊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軍進攻華南，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不久，廣州淪陷。香港海員工會負責人曾生，帶領了一批海員和洋務工人，以及工會開辦的「海華」學校全體教員和部分學生，回到家鄉坪山（現深圳龍崗區坪山鎮），組織人民武裝，與東莞王作堯領導的壯丁模範隊一起，在惠（陽）東（莞）寶（安）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後來發展為東江縱隊。曾生任司令員，王作堯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政治委員林平，政治部主任楊康華，下轄七個支隊，二十多個大隊，抗戰結束時人員巳達一萬一千多人，分佈在東江、韓江和北江地區。香港各業工會先後動員了數百名工會工作者和工人群眾參加東縱。本人當時是印刷工會會員，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加入東江縱隊，並在戰鬥中受了傷，子彈打進了左腳腳踝處，至今仍留有後患。在東縱三年多，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軍投降後才回港參與復會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十二月二十五日佔領香港。當時香港所有工會幾乎全部停止活動。香港工運史上出現了第二次低潮。但部分工會工作者，如工聯會第二屆理事長張振南等，變換了鬥爭方式，他們與東縱港九大隊市區中隊密切配合，繼續聯繫工人群眾，開展活動，打擊日軍。例如有一次炸毀九華徑公路橋的戰鬥就是他們和市區中隊幹的；又如在日軍剛佔領香港時，在營救在港文化人和知名人士的工作中，也有工聯會負責人的參與：工聯會第三屆理事長陳文漢，在香港淪陷前是摩托工會（即現在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由於他在營救工作中表現出色，受到有關方面的表彰；原工聯會第一屆副理事長張東荃和第二屆理事長麥耀全，也是東縱的成員。張東荃原屬海員工會，在東縱曾擔任稅務工作。麥耀全原是海軍船塢鈴聲社的負責人，在東縱曾擔任民主政權工作。工聯成立時，很多工會負責人均來自東縱。有些人不明白，為甚麼早期工聯屬會負責人很多都來自東縱。其實很簡單，因為東縱很多成員，包括司令員曾生，均來自香港愛國工會。戰爭結束，大批戰鬥人員復員回到原來所屬的工會，彼此之間就起到了相互促進的作用。

　戰後愛國工會迅速發展，使香港工運在一九四六年後出現了第三次高潮，並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成立了香港工會聯合會這樣的集團組織。而戰後香港工運得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是與抗日戰爭時期，嚴酷的戰爭環境鍛煉和造就了一大批堅強的工會工作者，有著密切的關係。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