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04] 關於香港產業多元化的探討

■戴道華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　

　要想保持本港經濟未來的持續發展，是靠加強和鞏固現有的優勢產業，還是致力於推動產業多元化的發展，目前在香港社會顯然還未達成廣泛共識，但卻是一個值得進一步作出理論層面探討的有意思的問題。

經濟增長的考慮

　產業多元化的考慮應主要源自對本港經濟結構高度集中於服務業可能帶來的隱憂之上。當然，不能靠削弱服務業來達到調節各產業比重的目的，而應該通過推動其他產業更快的發展來達成。

　香港是否應走回頭路重新刺激製造業的發展，以調整產業結構和作多元化發展呢？支持的意見認為這樣做可以令經濟發展更為均衡，降低經濟增長的波動幅度。在此，通過對比兩地經濟增長情況應可得出有益的啟示，因為它們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但都同樣獲得成功。

　從歷史數據看，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以任何時段量度都較香港為高。例如以過去24年(1980至2004年)、14年(1990至2004年)及8年(回歸以後)來計算的累積實質經濟增長率看，新加坡分別錄得376%、134%和29%的增幅，均高於香港241%、78%和24%的增幅，換算成年平均的實質增長率新加坡當然也就高於香港。如果光從這一角度看，新加坡的發展模式無疑值得仿效。

　但若從人均GDP的角度看，結論卻剛好相反。新加坡的人均GDP若換算成美元計只在80年代的頭幾年、1995和1996年以及2004年超過香港，其餘絕大部分時間均低於香港，在1998年時差距最大，達到4406美元。由於人均GDP是以當時市價計算的，那麼香港遭受長達6年通縮的影響就不容忽視了，因為金融風暴過後新加坡僅用一年時間就走出了通縮，而香港的GDP平減物價指數至2004年仍在下降，且與1997年水平相比，累積下降了23.5%。若是考慮了價格變動的巨大差異後，香港在人均GDP上面的優勢就更為明顯，也就是說走專注服務業發展之路所創造的財富並不遜色於產業結構更佳的新加坡。

改善就業的考慮

　產業多元化建議的另外一個考慮是改善就業。眾所周知，香港存在結構性的失業問題，在知識化經濟的衝擊下，低學歷及低技術勞動人口的失業率遠高於整體，經濟再發展也難以根本扭轉。因此便有了引入勞動密集型工業的構想，邊境加工區或是配套引入內地勞工等均是出自這一構思，最終目的是想改善低學歷和低技術階層的就業。

　對比新加坡和香港的失業率，就顯示更為均衡的產業結構的確令新加坡的失業率自1995年起便持續低於香港。

　但問題是香港走這條路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以往香港曾一度精於紡織、製衣、電子錶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但也錯過了科技和高端電子產業的發展契機，後者恰好是新加坡一個強項。雖然新加坡的勞工成本似乎比香港還要高，但它在土地成本上是具一定優勢的，例如新加坡最高端住宅的平均樓價可能只相當於香港中、高檔住宅樓價5000-6000港元/呎的水準。而在稅率方面雙方就不相伯仲。因此雙方從事製造業的基礎應是差不多的，差的只是政府的參與程度及勞工的知識和技術水平，後者對香港來說更可能是從事高增值製造業的瓶頸。

　這樣看來，如果香港重振製造業，推動產業多元化的主要考慮是以解決低學歷和低技術勞動人口的就業問題為出發點的話，恐怕進展有限，因為低增值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是違反高地價、高人工的客觀條件的，而高增值製造業又會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對改善上述階層的就業恐幫助不大。須知新加坡也是如此，其製造業集群分為生物醫藥、運輸工程、精密工程、化工、電子和普通製造業幾方面，只有最後一項才是對技術要求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香港搞產業多元化若違反這一成本決定的市場規律的話，一來政府便需付出大量補貼，二來補貼不能中斷，三來未必具經濟效益，那麼生存和持續發展的能力將會面對大得多的考驗。

　以迪士尼為例，政府投資逾200億港元，主要是香港中長期都有優勢的旅遊服務業方面創造了約18000個直接或間接的職位。若是未來政府拿出土地，並在稅務方面提供優惠，創造18000個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職位的話，無疑可以將失業率再降0.5個百分點。不過，假設政府選擇不搞具體產業，而只把相當於迪士尼項目當中87億港元的土地投資直接分派給這18000人的話，人均可得48萬多港元，即使以最高的個人綜援標準金額4150港元計算，也可相當於足夠近10年的綜援金額，也就是說這並非是資源最有效的運用。如此看來，以補貼形式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除對就業有幫助外，在競爭力和經濟效益方面還是欠缺有力理據，恐怕會是弊大於利的選擇。

政府角色的考慮

　嚴格來說，本港並非沒有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只是它們多已延伸至內地發展，而且僱用了逾千萬的勞動人口。把這些產業重新投回香港的程度是有限的，這從CEPA實施至今的發展便可以看出。至於更為人關心的本港發展高增值製造業，應該說還是有機會的，只是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定要政府的積極參與，而且它不能以解決就業為主要目的。在高成本的環境下，就業問題可能需要由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去根本解決，而非產業政策。

　雖說人人認同香港可以搞高增值的製造業，但迄今為止它仍然沒有發生，就說明單靠市場力量本身可能並不足夠，政府的參與和推動亦不可或缺。

　從積極不干預到市場主導、政府促進，香港的經濟理念顯然仍然與新加坡有根本的區別，但實現產業多元化決定的政府積極參與及干預經濟，便要求這種理念必須加以調整。可是，鑒於香港現有的市場主導發展模式無疑是成功的，要改變它便要有理有據。另外就算政府內部取得共識要加強市場參與和干預，社會對此的認同也十分重要，因為產業政策必然涉及對個別產業的政策傾斜和優惠。支持的依據是在周邊地區政府積極支持經濟發展的形勢下香港別無選擇，但反對的依據也不無道理，認為這涉及到商業利益的衝突、經營效率以及一視同仁和公平競爭做法的調整，可以想像會有相當大的爭議。另外就是由於小政府實行多年，在欠缺干預經濟的經驗和能力的情況下，不應對此寄予立竿見影的期望。

　作為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的配套，政府的政策研究必不可少。多年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小政府理念令特區政府尚不完全具備這樣的研究力量，那麼香港的學術和研究界也應該負擔起相關的研究任務，為政府出謀劃策，而且有關的研究應從理論過渡到實踐，在具體的產業及其可行性上作出全面和深入的評估和研究，這樣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在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取得最快的發展。否則單靠特區政府單打獨鬥，效果和效率恐怕要打不少折扣。 (本文摘自2005年10月號《中銀經濟月刊》) （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