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18] 教育投資須有社會回報
■陳家駒 公開大學商業管理學院導師
過去五年的公共總開支，教育高居百分之二十。既然有這般大量的資源投放到教育上，雖然不一定是教育界所預期的「充足」，但也不得不問我們所提供的教育是否優質，這點對基礎教育（包括學前教育）尤為重要。光是多花財政資源，未必一定能夠對人力資本提升產生預期效果。決策者所面對的，應該是處理好教育的質素，而不是提供教育的數量。
過去五年的公共總開支，教育高居百分之二十，並且近乎每年有些微增長點，大幅度拋離了在政策組別分別排第二及第三位之社會福利及房屋方面的開支（社會福利所佔百分比近數年也穩定地攀升）。《施政報告》在經濟篇有頗長篇幅提及教育發展（86至91段），重申了不會削減教育總開支，並堅持調撥大量資源培訓人才，以優化人力資源。縱使在鋪排上不及管治篇的強政理念顯著，又或是社會篇中的環境與衛生（59至70段）佔較前列位置，但總算繼續了政府在過去多年對重視教育的態度。
香港單在○五／○六年的財政預算案，教育支出達582億，佔公共總開支的百分之二十二，遠遠超過社會福利之363億及房屋開支的181億。相信會這樣聚焦地投放資源到教育事業上，為很多已發展經濟體系的政府所不及。
強化學校的效能
透過不斷改善人力資本，投資教育事業，以達致持久的經濟及社會增長，這點對香港現今的產業結構來說尤為切合，但條件是所提供的教育必須是優質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韓紐薩克(Eric Hanushek)(1)指出教育可以助長經濟增長，為社會提供超凡的收益，將是以改善學校質素為本的投資，而非教育的數量或上學(schooling)的年期。所以，對無論是發展中地區抑或是諸如香港要走的知識型經濟，決策者所面對的，應該是處理好教育的質素，而不是提供教育的數量。而強化學校的效能，將會是改善教育質素的根源。
韓氏亦發現，若果以數學及科學成績作為衡量教育質素的指標，可以解釋到(至少在統計學上成立(2))在不同經濟之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按年增長率的差異。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或教育質量的關係，年中曾訪港的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羅拔．巴盧(Robert J. Barro)亦有廣泛的研究(3)，其指出了一個相對多受教育的社會，會發展出更多的創新及發明，對透過新技術之應用以提升企業的生產力有正面功用。若果把教育擴闊成還包括技術培訓等的人力資本投資，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4)的估計，回報則可以高達30%到40%，絕不比物質或固定資本投資的回報率低。
既然教育的投資是無可置疑，但對政策持份者來說，包括官員、校方、學生、家長、僱主等，持續的資源投放，是否一定達致質優教育的不二之門？投進何種資源及如何運用它們，以冀達致學校效能及學生表現的提升，才是重要。韓紐薩克的研究也發現，教育質素的改善與聘用優質教師有莫大關係，優質教師——不一定以其所持學位及資歷來斷定——可在一個學年內把水平平均學生的表現，在整體分佈裡推高四個百分數位(percentile)！我們強勢地推行某些教師基準水平關卡；但是，如何招納及挽留優質教師和校長，可能才是改善學校素質的大挑戰。
如何招納及挽留優質教師和校長
《施政報告》在教育改革的落墨不多，只提到「正穩步推進，成果已陸續顯現……是長遠的工程」。其實，有教育與經濟增長間之關係的研究，發現改善學校質素，在漫長的年期內如果成功的話，會為GDP加添額外增長。舉例，成功推行一項為期十年的學校質素改善計劃，預計在三十年後，可為現時的GDP的規模額外增加百分之五。筆者非教育學家，眼見近年龐大資源擲到教育事業上，在制度上搞了不少大動作：三三四學制、專科專教、英語教師計劃(NET)、兩文三語、母語教學、小班教學、校本課程改革等等，只希望它們都可以在提升學校質素前提的配合下，奠下將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後社會回報之基礎。
綜觀細小的已發展國家，其二○○五／○六預算之教育開支佔政府總開支如下：紐西蘭16%（八十五億紐元）、愛爾蘭16%（六十六億歐元）、挪威15%（九百六十億克郎）、新加坡15%（六十二億坡元）、瑞士7%（三十九億瑞士法郎，含研究開支）。香港的教育已高據公共總開支之22%，若果只持續地大量花費於教育項目投資上，那未必是靈丹妙藥。如何提供優質教育，提高學校質素，令教育投資發揮到所預見的應有社會回報，不致虛度各項改革的進程，這是時刻須警惕的課題。
(1)見「Finance & Development」(《金融與發展》季刊)，國際貨幣基金會，二○○五年六月。
(2)若以數學及科學成績釐定勞動力的質素，研究指出，考核表現的一個標準差，該國的GDP增長率將有百分之一的差異。
(3)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見其著作「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2003
(4)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也是二○○○年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得主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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