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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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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行天下:探求白猿與古鏡的秘聞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6-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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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唐傳奇文鉤沈》 陳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讀《初唐傳奇文鉤沈》有感

蕭 兵

 粗看起來,研究初唐傳奇文,真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較為可靠的只有區區三篇:張文成《遊仙窟》,是三言兩語打發不了的;《補江總白猿傳》,由於牽涉「猿猴搶婚」傳說和孫悟空形象源流,文章似已被人做盡;而王度《古鏡記》,所涉又太多,其文學史價值大於文學價值,重評起來,很不容易。正因為如此,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初唐傳奇文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近年,華裔學者陳玨,卻主要由這三篇切入傳奇系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剛出版的二十餘萬言《初唐傳奇文鉤沈》(簡稱《鉤沈》)雖然只是陳氏的全部初唐傳奇文研究計劃的一小部分,卻已經給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古鏡記》署名王度,新發現的《王無功文集》,證明歷史上確有其人。這,關涉到從王通到王勃,好幾位文化名人,和太原王氏家族的盛衰史。相關研究,成果纍纍。陳玨精闢地提出,初唐高宗、武后年間,重寫家族史,彰顯門第之風甚熾,致使貌若寫實的《古鏡記》也加油添醋,踵事增華,弄得真假參半,虛實難分;而這恰恰開啟了「托實容虛,情趣兼具」的新文體即傳奇之文風。同樣,在考古學與文獻學審查下的王家「古鏡」,也是事出有因,查無實證,「真假渾一」。

 在特定的歷史時空或文化語境中,古鏡,幾乎跟鼎彝之類重器一樣,超載著聖俗二重的象徵符號功能,它不但像薩滿鏡(托里)那樣能夠照妖辟邪療疾驅鬼,有時還參證陰陽,與日月同其明晦盈虧,甚至能夠標識國家、宗族、家庭或個人的命運,證明其政治合法性或宗教權威性。這也是王氏家族或其「關係人」編造所擁古鏡盛衰隱現、靈異變化的重要原因。而要證成古鏡或《古鏡記》這種複雜的性格及其背景,陳玨必定要採用跨學科的文化歷史學或文化考據學的理論方法,否則無法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讓許多地方的精彩出人意料。對於《補江總白猿傳》,情況更加如此,人們的學術預期更高。因為大家都知道,它蹈襲或者顛覆了一個世界性的「猿猴—異類婚姻」型傳說,用來影射、污衊唐初名臣、大書法家歐陽詢,說他是猿妖的親兒子。這當然不僅是唐代常見的人身攻擊「惡謔」或以文字相攻訐的作風(更嚴重的一篇是《周秦行紀》)。如《鉤沈》所說,武則天當政時,「歐陽詢之子歐陽通因為極力反對武承嗣為皇嗣之議,受來俊臣的誣陷,下獄致死」,政敵們可能落井下石,以《補白猿傳》辱其先人(當然,此篇具體創作時機與動機還有爭議)。然而,《鉤沈》一書最精彩之處,卻是論證那隻神通廣大的淫蕩白猿,「是以一個道士的形象為基礎的」,採用的是從歷史、宗教、藝術與考古證文學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陳玨《補江總白猿傳》章節的初稿,寫於多年前,當時國學大師饒宗頤閱後,即十分欣賞,以「取精用宏」四字評價其研究方法。

 傳奇的撰作,與道教思想、文獻、故事、人物關係極大。白猿像道士一樣,隱深山,住洞府,通符篆(認識像蝌蚪文或「岣嶁碑」那樣的秘密文字),藏名香,愛寶劍,精煉氣(《稽神錄》表明,以練帛捆綁自身,是為了試驗氣功的力度),而且行「御女採補」的房中邪術。世界神話英雄身上常有「生命線」,即阿喀琉斯的腳後跟那樣的「致命點」(這可以參看我們的《中國文化的精英》),而白猿身上刀劍能傷的恰恰在道教鍛煉內丹外氣的最重要部位:臍下三寸之丹田—作為軀體之「中」的命門。白猿慨歎:「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更體現道教特有的「知命」與「再生」觀念。陳玨強調傳奇主要是文人作品,《鉤沈》觸及民間敘事類型學、母題學之時,大多一筆輕輕帶過,以免泛濫。可是,我們覺得,如果把這則「創造性背叛」的故事,置放在世界,尤其亞洲的「猿猴—異類婚姻」的序列之中加以考察,那麼,將會有更多的細節秘密得到破解。例如,怪猿大多色白,從劍仙猿、聽經猿到白衣秀才猴行者、白猴哈努曼(見於傣族史詩《蘭戛西賀》),為甚麼都是白色的呢?很可能跟古代印度、中國崇拜「白化病」動物有關。白猿「日始逾午,剡然已逝」,陳玨引用吉川忠夫《日中無影—屍解仙考》,證明其屬道教飛昇觀念,十分精警。但我們在《中庸的文化省察》等書裡努力揭示,神聖「中心」信仰,是世界性的,中國尤甚。連許多僻遠地區的原住民都深信,只有佔據歷史時空之「中」才能融入宇宙,更新世界,「與天地兮同壽,與月月兮齊光」。而對於妖魔鬼怪、文化者或邊緣人,「中」又能發出極大鎮魘能量,把它們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重罪者要在午時三刻推出午門外斬首,而白猿極力迴避這危情一刻而不得,只能死在那「中正」之時,軀體之「中」(丹田或腹臍)。

 這本《鉤沈》的啟示是:文獻、史實、時地、作者等的考據,是當代文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驟或「功夫」,但又不能停留或陶醉在老套古板、細瑣平庸的「考據」之中。陳玨之所以能夠那樣輕鬆而又熟練地使用當代敘事學、文學人類學、比較文學的理論與方法,為「對象」建構出一個廣闊的歷史——文化空間直至話語規則(例如他用「年表錯亂」、「互文用典」、「環境移位」等來考察初唐傳奇的修辭策略),與他二十年來不同尋常的國學和漢學師承息息相關。陳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從清園王元化遊,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從選堂饒宗頤遊,九十年代中在普林斯頓從多位國際頂級的漢學和比較文學大師遊(包括孟爾康Earl Miner,蒲安迪Andrew Plaks,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余英時),煉就其融會中西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再加上殫精竭慮、取精用宏的苦工,才取得把初唐傳奇文研究推向國際前沿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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