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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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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在中國」的回顧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6-12-15]

——中國的「過渡經濟」策略

廖湘琨

 經濟學泰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去世了,很多人都為他歌功頌德。他一生中曾三次到訪中國,就中國經濟改革,提供意見。筆者曾有如下的評論:「佛利民的中國之行是失敗的,對於中國的過渡經濟,並未能提出一套有建設性的方案。」究竟佛利民的「中國之行」,失敗地方在哪裡?

1、市場的力量

 佛利民在《自由的選擇》一書中說:「價格系統就是不需要中央命令,也不需要彼此交談或相互喜歡,而能執行此工作的機構。」

 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以牟利為動機,市場經濟的調節,賴於價格系統,不需要中央命令,消費者以「金錢投票」方式,去指導社會生產。

 中國在經濟改革初期,是採用「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策略。在一九九○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價格是開放的,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材料、農產品是「雙軌制」,還有一部分是完全由國家控制,如航空、能源和運輸等。

 在佛利民眼中,這種由國家調控的價格系統,當然不能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因此,在《佛利民在中國》一書中,他建議全面開放價格,並批評:「一段一段地割狗尾巴,是毫無道理的。」換言之,他是主張用「一刀切」的方法。

2、管制的問題

 《佛利民在中國》一書中,談及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意見,其主要的觀點如下:

1)結束外匯管制,建立外匯的自由市場,並容許匯率由市場決定;

2)限制發行貨幣來支付政府的財政赤字,並控制信貸數量;

3)最快及最全面地解除各類工資與價格的管制;

4)以分權和私權管理取代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控制和國營企業。

 佛利民列舉了印度、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家,由於「外匯管制」而至發展不成功。他特別舉出香港發展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無外匯管制。但是,經濟發展欠理想是否主要由於外匯管制所造成的呢?台灣地區與韓國都曾採用外匯管制,但經濟發展卻一樣迅速。

 佛利民反對政府利用發行貨幣,來支付財政赤字。但是,中國在經濟發展初期,國民的儲蓄往往不能應付急劇的投資所需,政府如是不發行鈔票,如何能夠融資經濟活動及投資?

 過早全面解除各類工資與價格的管制,是否就可以馬上建立一個完善的自由市場?解除工資管制,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是否會馬上湧進城市?中國的生產力落後,供應嚴重不足,全面開放物價只會產生一種「價格剛性」,能上不能下,從而產生「結構性通脹」,這是佛利民的理論盲點。

 以分權和私權管理取代中央控制是經濟改革的最終目的,但是,私營企業家在哪裡?私權管理的人才在哪裡?如何能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私有產權制度?這些都是佛利民在中國之行所未能提供的答案。

3、佛利民理論的盲點

 毫無疑問,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但是,從中央集權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的轉變,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中,佛利民的「一刀切」方法及「全面開放」策略,便很容易墮入其「經濟自由陷阱」。所謂「經濟自由陷阱」,就是一個國家在經濟、政治、設施及社會條件還未充分成熟以前,便致力進行全面經濟改革,最終必導致失敗。

 中國與蘇聯在經濟改革上的策略不同,中國是採用「漸進方法」,而蘇聯則採用「一刀切方法」。

 中國在推行經濟改革時,首先選擇一些沿海「經濟特區」為試點,然後再利用這些特區的改革經驗,再找其他地區進行改革,這種「由點到面」的改革策略,時間比較長,但卻可以減少經濟過渡時的失控。

 蘇聯的經濟改革,就是採用「一刀切」的方法。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他聘請了哈佛的一位經濟學家,為其設計一套「哈佛五百日」方案,希望在五百日內,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制度。這方案包括全面開放物價,政府取消對國營企業的津貼,並允許私人擁有產權和經營自由等。結果是通貨膨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增加。

4、自由市場的條件

 我們都應該同意佛利民的「市場力量」,就是要擁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經濟資源才能夠有效地運作。問題是這個自由市場究竟如何去建立?市場上的供應從何而來?

 中國在經濟改革初期,交通、運輸及通訊業設施非常落後,嚴重影響市場的供給及貨物的流通,這些基本設施並不能夠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可以建立起來。

 利用市場機制進行調節,其先決條件是「供應充足」。但是,中國在經濟開放初期,是一個「匱乏經濟」,生產力低,供應嚴重不足。而西方經濟則相反,供應超過需求。供應取決於技術、原料及生產力,而這些因素不能馬上增加。因此,就算市場價格上升,並不能有足夠的供應在市場上進行調節,只會產生「結構性通脹」。

 自由市場的運作,必然有經濟風險,而企業家就是願意創業及承擔風險的人。所以,在未有足夠的「企業家供應」的情況下,便馬上把國有企業私有化,試問成千上萬的企業,將由誰來管理?因此,全面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企業家的供應問題。

 市場機制的引進,還要考慮市場法規的問題,及產權所有制的問題。從中央集權過渡到市場經濟時,就必須要建立新的市場及經濟法規,一方面要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另一方面要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在這些法規未制訂以前,就開放市場,只會引起混亂。

5、開放外匯市場的風險

 佛利民極力主張中國應該結束「外匯管制」,並指出:「放開外匯管制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解決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避免浪費資源,可以促進改革。」

 佛利民引述三十多年前他當印度政府財政部長的經濟顧問時,提出取消外匯管制及開放匯率,但印度政府並無採納,隨此而來的是貪污腐敗,缺乏效率及經濟無顯著改善。另外,他認為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家,亦是由於外匯管制而致經濟發展不成功。他特別舉出香港經濟發展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無外匯管制。

 但是,經濟發展欠理想,是否主要由外匯管制所造成,欠缺實際的驗證。台灣地區與韓國都曾採用外匯管制,但經濟發展一樣迅速。印度的經濟落後,是否一定是由外匯管制所引致?如果我們要證明外匯管制與經濟落後的關係,就必須要假定其他條件都一樣,才能進行分析及比較。

 開放外匯市場的前提,就是一個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個完善的銀行及金融制度。此外,該國的價格體系,必須要能夠有效地反映市場的需要。中國在經濟改革初期,國內的銀行及金融制度並不完善,亦無支撐這一制度的官僚隊伍。此外,中國的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結構不一致。中國的換匯成本不高。在國內價格不合理的情況下,開放匯率就可能出現匯率價格不合理現象,使入口原材料的成本很高,進而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中國是亞洲地區逃過此劫的國家之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仍然沒有開放外匯市場,因而能夠避免國際投機者的衝擊。

6、過渡經濟的研究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宏觀層面、企業層面及個人層面。在計劃經濟中,三個層面均由中央指令來運作,市場上的真正需求,並未能馬上反映到中央,而中央亦無正確的訊息去計劃生產什麼。

 無論是先進或落後國家,其經濟目標都是一致,就是要達到經濟成長、充分就業、分配平均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在引入「市場機制」時,應該從哪一個層面著手?宏觀層面、企業層面或個人層面?在引進市場機制初期,現行價格既非未來價格的指標,因為在這期間,需要與供給的些微變化,就可能引起巨大的價格波動。因此,我們必須要決定多少程度是依賴「價格制度」,在多少範圍內假定「價格制度」無效。最後,如果想以「價格制度」去開創新產業,是有困難的,因為「價格制度」在邊際部分作用良好,卻無力產生開發所要求的結構變化。

7、中國的經濟改革策略

 中國是目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國家。匈牙利於一九六八年推行「價格指導計劃」模式,除勞動力外,生產資源均歸國有,消費品由市場進行分配。中央計劃委員會決定生產資源的價格,故價格制度的靈活性亦有限。

 南斯拉夫則採用「市場經濟合作」模式,由工人管理的企業自行作出投入和產出決策,由市場決定產品的價格,由企業向計劃者申報生產目標,然後編成國民計劃。因此,「市場經濟合作」模式,主要是在個人層面上引進市場機制,企業的決策及投資,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中國則採取「計劃指導市場」模式,即是在個人及企業的層面上,引進市場機制,而宏觀層面則仍然是中央控制。在市場機制還未有系統化地建立,中央仍然對市場進行控制、協調及指導。在這種模式下,市場是逐步地開放,從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到勞動力市場,最後才開放金融市場。

 在生產力落後,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開放市場,必然引起「結構性通脹」,因此,中國仍然要採取部分物價控制,來控制通貨膨脹。此外,當企業作為生產要素的需求者,並不考慮投入因素價格多高,只要能增加產值,便會購入,因而產生「雙重價格」,直到供應充足時,這種「雙重價格」便會消失。

8、結論

 佛利民「中國之行」,除了給當時學術界掀起一個熱門話題外,並不能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案。

 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功能,談到價格制度的作用,都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理論,並沒有考慮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亦無理會其因果關係。在處於「匱乏經濟」的情況下,中國並不能全面開放市場。

 其次,他把市場均衡視為經濟系統的「正常」狀態,是一種超現實的觀點。事實上,經濟改革是沿著目標不停地震盪,有「收斂性」及「發放性」。「收斂性」就是震盪最後歸於穩定,而「發放性」則是繼續擴大震盪,並不一定是傾向均衡,而後者是經濟改革失敗的現象。

 最後,佛利民提出「一刀切」的方法,就是假設市場均衡調整的過程,可以在短時間由進行(例如一年),這是一種「靜態分析」,並沒有把「時間因素」考慮在內。事實上,從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指導計劃經濟,是需要「時間」作為調整。「過渡經濟」可以視為一系列暫時均衡的經濟現象,是一種「動態模式」。(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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