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在中國」的回顧

——中國的「過渡經濟」策略

廖湘琨

　經濟學泰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去世了，很多人都為他歌功頌德。他一生中曾三次到訪中國，就中國經濟改革，提供意見。筆者曾有如下的評論：「佛利民的中國之行是失敗的，對於中國的過渡經濟，並未能提出一套有建設性的方案。」究竟佛利民的「中國之行」，失敗地方在哪裡？

1、市場的力量

　佛利民在《自由的選擇》一書中說：「價格系統就是不需要中央命令，也不需要彼此交談或相互喜歡，而能執行此工作的機構。」

　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是以牟利為動機，市場經濟的調節，賴於價格系統，不需要中央命令，消費者以「金錢投票」方式，去指導社會生產。

　中國在經濟改革初期，是採用「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策略。在一九九○時，中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價格是開放的，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材料、農產品是「雙軌制」，還有一部分是完全由國家控制，如航空、能源和運輸等。

　在佛利民眼中，這種由國家調控的價格系統，當然不能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因此，在《佛利民在中國》一書中，他建議全面開放價格，並批評：「一段一段地割狗尾巴，是毫無道理的。」換言之，他是主張用「一刀切」的方法。

2、管制的問題

　《佛利民在中國》一書中，談及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意見，其主要的觀點如下：

1)結束外匯管制，建立外匯的自由市場，並容許匯率由市場決定；

2)限制發行貨幣來支付政府的財政赤字，並控制信貸數量；

3)最快及最全面地解除各類工資與價格的管制；

4)以分權和私權管理取代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控制和國營企業。

　佛利民列舉了印度、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家，由於「外匯管制」而至發展不成功。他特別舉出香港發展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無外匯管制。但是，經濟發展欠理想是否主要由於外匯管制所造成的呢？台灣地區與韓國都曾採用外匯管制，但經濟發展卻一樣迅速。

　佛利民反對政府利用發行貨幣，來支付財政赤字。但是，中國在經濟發展初期，國民的儲蓄往往不能應付急劇的投資所需，政府如是不發行鈔票，如何能夠融資經濟活動及投資？

　過早全面解除各類工資與價格的管制，是否就可以馬上建立一個完善的自由市場？解除工資管制，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是否會馬上湧進城市？中國的生產力落後，供應嚴重不足，全面開放物價只會產生一種「價格剛性」，能上不能下，從而產生「結構性通脹」，這是佛利民的理論盲點。

　以分權和私權管理取代中央控制是經濟改革的最終目的，但是，私營企業家在哪裡？私權管理的人才在哪裡？如何能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私有產權制度？這些都是佛利民在中國之行所未能提供的答案。

3、佛利民理論的盲點

　毫無疑問，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但是，從中央集權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的轉變，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中，佛利民的「一刀切」方法及「全面開放」策略，便很容易墮入其「經濟自由陷阱」。所謂「經濟自由陷阱」，就是一個國家在經濟、政治、設施及社會條件還未充分成熟以前，便致力進行全面經濟改革，最終必導致失敗。

　中國與蘇聯在經濟改革上的策略不同，中國是採用「漸進方法」，而蘇聯則採用「一刀切方法」。

　中國在推行經濟改革時，首先選擇一些沿海「經濟特區」為試點，然後再利用這些特區的改革經驗，再找其他地區進行改革，這種「由點到面」的改革策略，時間比較長，但卻可以減少經濟過渡時的失控。

　蘇聯的經濟改革，就是採用「一刀切」的方法。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他聘請了哈佛的一位經濟學家，為其設計一套「哈佛五百日」方案，希望在五百日內，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制度。這方案包括全面開放物價，政府取消對國營企業的津貼，並允許私人擁有產權和經營自由等。結果是通貨膨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增加。

4、自由市場的條件

　我們都應該同意佛利民的「市場力量」，就是要擁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經濟資源才能夠有效地運作。問題是這個自由市場究竟如何去建立？市場上的供應從何而來？

　中國在經濟改革初期，交通、運輸及通訊業設施非常落後，嚴重影響市場的供給及貨物的流通，這些基本設施並不能夠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可以建立起來。

　利用市場機制進行調節，其先決條件是「供應充足」。但是，中國在經濟開放初期，是一個「匱乏經濟」，生產力低，供應嚴重不足。而西方經濟則相反，供應超過需求。供應取決於技術、原料及生產力，而這些因素不能馬上增加。因此，就算市場價格上升，並不能有足夠的供應在市場上進行調節，只會產生「結構性通脹」。

　自由市場的運作，必然有經濟風險，而企業家就是願意創業及承擔風險的人。所以，在未有足夠的「企業家供應」的情況下，便馬上把國有企業私有化，試問成千上萬的企業，將由誰來管理？因此，全面開放市場，並不能解決企業家的供應問題。

　市場機制的引進，還要考慮市場法規的問題，及產權所有制的問題。從中央集權過渡到市場經濟時，就必須要建立新的市場及經濟法規，一方面要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另一方面要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在這些法規未制訂以前，就開放市場，只會引起混亂。

5、開放外匯市場的風險

　佛利民極力主張中國應該結束「外匯管制」，並指出：「放開外匯管制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解決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避免浪費資源，可以促進改革。」

　佛利民引述三十多年前他當印度政府財政部長的經濟顧問時，提出取消外匯管制及開放匯率，但印度政府並無採納，隨此而來的是貪污腐敗，缺乏效率及經濟無顯著改善。另外，他認為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家，亦是由於外匯管制而致經濟發展不成功。他特別舉出香港經濟發展神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無外匯管制。

　但是，經濟發展欠理想，是否主要由外匯管制所造成，欠缺實際的驗證。台灣地區與韓國都曾採用外匯管制，但經濟發展一樣迅速。印度的經濟落後，是否一定是由外匯管制所引致？如果我們要證明外匯管制與經濟落後的關係，就必須要假定其他條件都一樣，才能進行分析及比較。

　開放外匯市場的前提，就是一個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個完善的銀行及金融制度。此外，該國的價格體系，必須要能夠有效地反映市場的需要。中國在經濟改革初期，國內的銀行及金融制度並不完善，亦無支撐這一制度的官僚隊伍。此外，中國的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結構不一致。中國的換匯成本不高。在國內價格不合理的情況下，開放匯率就可能出現匯率價格不合理現象，使入口原材料的成本很高，進而引起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中國是亞洲地區逃過此劫的國家之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仍然沒有開放外匯市場，因而能夠避免國際投機者的衝擊。

6、過渡經濟的研究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宏觀層面、企業層面及個人層面。在計劃經濟中，三個層面均由中央指令來運作，市場上的真正需求，並未能馬上反映到中央，而中央亦無正確的訊息去計劃生產什麼。

　無論是先進或落後國家，其經濟目標都是一致，就是要達到經濟成長、充分就業、分配平均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在引入「市場機制」時，應該從哪一個層面著手？宏觀層面、企業層面或個人層面？在引進市場機制初期，現行價格既非未來價格的指標，因為在這期間，需要與供給的些微變化，就可能引起巨大的價格波動。因此，我們必須要決定多少程度是依賴「價格制度」，在多少範圍內假定「價格制度」無效。最後，如果想以「價格制度」去開創新產業，是有困難的，因為「價格制度」在邊際部分作用良好，卻無力產生開發所要求的結構變化。

7、中國的經濟改革策略

　中國是目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國家。匈牙利於一九六八年推行「價格指導計劃」模式，除勞動力外，生產資源均歸國有，消費品由市場進行分配。中央計劃委員會決定生產資源的價格，故價格制度的靈活性亦有限。

　南斯拉夫則採用「市場經濟合作」模式，由工人管理的企業自行作出投入和產出決策，由市場決定產品的價格，由企業向計劃者申報生產目標，然後編成國民計劃。因此，「市場經濟合作」模式，主要是在個人層面上引進市場機制，企業的決策及投資，仍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中國則採取「計劃指導市場」模式，即是在個人及企業的層面上，引進市場機制，而宏觀層面則仍然是中央控制。在市場機制還未有系統化地建立，中央仍然對市場進行控制、協調及指導。在這種模式下，市場是逐步地開放，從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到勞動力市場，最後才開放金融市場。

　在生產力落後，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開放市場，必然引起「結構性通脹」，因此，中國仍然要採取部分物價控制，來控制通貨膨脹。此外，當企業作為生產要素的需求者，並不考慮投入因素價格多高，只要能增加產值，便會購入，因而產生「雙重價格」，直到供應充足時，這種「雙重價格」便會消失。

8、結論

　佛利民「中國之行」，除了給當時學術界掀起一個熱門話題外，並不能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案。

　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功能，談到價格制度的作用，都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理論，並沒有考慮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亦無理會其因果關係。在處於「匱乏經濟」的情況下，中國並不能全面開放市場。

　其次，他把市場均衡視為經濟系統的「正常」狀態，是一種超現實的觀點。事實上，經濟改革是沿著目標不停地震盪，有「收斂性」及「發放性」。「收斂性」就是震盪最後歸於穩定，而「發放性」則是繼續擴大震盪，並不一定是傾向均衡，而後者是經濟改革失敗的現象。

　最後，佛利民提出「一刀切」的方法，就是假設市場均衡調整的過程，可以在短時間由進行(例如一年)，這是一種「靜態分析」，並沒有把「時間因素」考慮在內。事實上，從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指導計劃經濟，是需要「時間」作為調整。「過渡經濟」可以視為一系列暫時均衡的經濟現象，是一種「動態模式」。（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