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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活嗎？應死嗎？問題還是：心靈上捱著無常命運的矢石就算更崇高嗎？」
—─《王子復仇記》（或譯作《哈姆雷特》）
名句「To be﹐or not to be」，來自《王子復仇記》（Hamlet），兩個月前在英國斯特拉斯福德（Stratford-Upon-Avon），威廉莎士比亞的故鄉，舉行為期約一年的莎翁慶典，務求與世人回顧他的十四行詩、詩篇及所有37套劇作。莎士比亞的名劇，內容涉及人生哲理、愛情倫理和國家君臣的情感，裡頭的情操與刻劃，歷久不衰。
但某些學者，卻對莎士比亞的「能力」深存質疑，他們相信，有可能「莎士比亞」是某位神秘作家的筆名。眾說紛紜，是莎翁樹大招風？還是莎翁創作背後有神秘「槍手」？又抑或他以改寫別人的作品圖利？
糅合文學分析與科學數理的「作品風格學」（stylometry），能為世人鑑證莎翁解開疑團嗎？
科學進步，有機會找出世上不解之謎，而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引發人們猜疑的心態。
文字鑑證始於上世紀
硬以科學理論提出對作者身份質疑之研究，已非新鮮事，此舉實際源於1851年—維多利亞時代，數學家狄摩根（Augustusde Morgan）曾提倡，以作者使用某個字元字數頻率多寡，或可有效判辨作家的「身份」。
這理論，引起美國物理學家門登霍爾（Thomas Mendenhall）的興趣，並發起以字元字數頻率去調查「莎翁」，圖探求那些劇作是否真的出自他手筆，又或者根本是其他人的創作。
此理論一出，首位真莎翁的「疑犯」隨即曝光—追溯至久遠的1785年，博學多才的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至於為何享負盛名的培根爵士，既能創作如此驚世劇作，卻寧棄光榮要埋名就不得而知。但門登霍爾堅信，他的鑑證法，至少能揭示培根爵士是否真有涉足這些劇作。
結果，門登霍爾在1901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卻顯示培根爵士的筆風與莎翁完全不相近，令不少相信莎翁並不存在的陰謀論派大跌眼鏡。
而一切調查工夫非徒然，門登霍爾的方法，展示出不少以「作品風格學」（stylometry）的問題：首先，必須收集涉及作者們的所有作品，撇除作者筆風或因創作類型（散文、詩體、劇本）而出現異同，門登霍爾則把資料都集合起來，將研究焦點集中於字元及字組，成為偵緝的主要「指紋」。他這種歸納當然受到質疑︰他怎能確切認清，沒有其他文學特性，亦能夠得出更準確的鑑證結果？
只好埋怨門登霍爾當時走得太前，就莎翁所有劇作字數總和以達80萬字之多，他那鑑證法所需求的資料分析量，在100年前絕對痴人說夢。
現在，當下科技能輕易駕馭這種問題，直接改變起「作品風格學」，使得學者能從研究某作者的文學特點時，更容易綜合該作者所有作品並抽絲剝繭。
天才？合寫奇才？
莎翁研究發展至今，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他與當時其他劇作家的關係。究竟莎翁是獨力寫下所有作品的曠世奇才？抑或他是與其他人共同創作的？起初，要分析作家手法或風格異同，多以文本內所使用的比喻手法或意境為標準，但創作工具，或多或少因文化背景相近似而出現雷同，不能作實。相反，以「作品風格學」為分析基礎，而基於此方法聚焦於寫作上更微小的組件（如字元字組出現等），則較為個人與不易見於他者的文本之特點。
這透過電腦「咬文拆字」，集合該作者所有文本加以綜合分析，從這些數據中找出端倪套現其「文學指紋」。研究人員，能輕易比較不同作者的文本裡的詞組、詞語甚至字元在作品中出現之頻率。再基於這些數據，配合文本的樣式辨認（pattern recognition）技術，去建立一系列該作者的「作品風格指紋」（stylometric fingerprint）。
歸根究底，「咬文拆字」與「文學指紋」乃相輔相成關係，「作品風格指紋」有著「作者檔案」（author profile）功能，透析該作者文本裡出現過的各種創作手法，廣義如意象、韻律，至入微的字元頻率等。舉例說，以意象為例，學者一直質疑，某幾套莎翁劇作可能是他與他人合作生產出來的。
這些疑團近年經過「作品風格學」分析後，獲得不少數據去支持該論點：以《弒君實錄》（Macbeth） 及《雅典泰門氏》（Timon of Athens）為例，分析結果懷疑當中有密都爾頓（Thomas Middleton）之參與，而《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有可能是莎翁與年輕才雋弗萊澤（John Fletcher）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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