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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有清一代，諡號為「文正」者僅有八人：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清人評價說：「七人（作者疏忽遺漏劉統勳——引者註）中湯斌以理學，朱珪以學問，曾國藩以勳業，皆無人訾議。李鴻藻、孫家鼐皆以師傅得之，則成慣例矣，其人蓋尚無大過。杜受田以文宗師傅，相從最久。受田卒，文宗哭失聲，故恤典亦至渥。」唯獨曹振鏞被認為是庸庸碌碌、不文不正，難以匹配「文正」這個令人豔羨的諡號。
曹振鏞字儷笙，又字懌嘉，安徽歙縣人。生於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卒於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享年八十有一，可謂高壽。他身歷乾、嘉、道三朝而不倒，並在道光年間抵達個人榮譽的頂峰，以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終其身，被道光帝目為「股肱心膂之臣」，一時恩眷之隆，無人能比。曹振鏞死後，道光帝十分哀傷，特下長詔旌表其功，命入祀賢良祠。詔曰：「大學士曹振鏞，人品端方。自授軍機大臣以來，靖恭正直，歷久不渝。凡所陳奏，務得大體。……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諡法，足以當『正』字而無愧。其予諡文正。」只是，棺蓋而論未定。相對於官方的尊榮而言，許多私人筆記對曹文正負面形象的敘述不時浮出水面，以至影響及於今日。
關於其為官之道，有人記載說：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聲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曹振鏞身居要位，他的為官之道，自然起到上行下效的不良影響，於是大家都「循默守位，寖成風俗矣」。更有甚者，他還在道光帝耳邊吹風，以吹毛求疵的方法來閉塞言路：
初宣宗倦於大政，苦於章奏不能遍閱，振鏞在樞府，乃獻策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此後中外章奏，皇上無庸遍閱，但擇其最小節目之錯誤者譴責之，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為察及秋毫，必無敢肆者。」
道光帝依計而行，每每從臣下的奏章中爬梳極小錯誤，進行罰俸降革等嚴厲懲處。此舉果然奏效，以後朝臣們「皆矜矜小節，無敢稍縱，語多吉祥，凶災不敢入告」。道光帝終於從繁重的批閱工作中解脫出來。然而值此多事之秋，皇帝的減壓卻不是好事。等到咸豐一朝，洪楊鬧起革命，各級官吏仍「互相隱諱，莫敢上聞」。於是，這筆賬又被人們追根溯源地算到曹振鏞頭上，都說是他的「隱蔽之罪」釀成的。
這些曹振鏞的形象均為當時私人筆記所塑造出來的，但它們並不流於稗官野史、小說家言的傳播途徑，而是日益進入正統史學的評價體系，因而完全毀掉了曹文正的聲名。比如，史學家蘇同炳如此評說曹振鏞：「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柔糜洩遝，所以他實際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養成的風氣下，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彌縫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
事實上，私人筆記對曹振鏞的苛求，顯示了一個正在沉淪的時代努力尋找替罪羊以求得自我心安的士人心理。士人們樂於將歷史上的盛世之功歸諸於朝廷的一把手，也不憚於把衰世的所有黑鍋一齊扣到一把手頭上。曹振鏞生也不幸，恰逢內憂外患之世，既無力逆轉局面，就只能承擔罵名了。儘管當時腐化的官僚習氣早已成形，實非曹振鏞肇其端，但是士人們還是將之歸咎於曹振鏞的惡劣影響所致。他們之所以這樣記敘，一來是因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時代不好，曹振鏞自然也不好；二來則因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把時代墮落的罪名通通強加到一個人身上，藉以減輕全體士大夫的責任感，這也是士人的逃避心理在作祟。
下面我們來看看另外的記載，這對於還原曹振鏞的真實形象不無好處。
據張星鑑記載，有一年道光帝大考翰詹，詩題為「巢林棲一枝」，眾人都不知出處。道光帝閱卷大怒，以為翰林詞臣竟無學到此種程度，想要改天再考一次。第二天召見曹振鏞，問他詩題出處。曹振鏞「以不知對」，道光帝這才有些息怒，說：「汝亦不知，無怪若輩也。」
軍機諸臣大為不解，問曹振鏞：「昨公背誦全詩不失一字，今奏對何以言不知耶？」曹振鏞答道：「偶然耳。若皇上再以他題詢，其能一一對耶？」
原來，當日諸臣考試完畢，就拿詩題試問曹振鏞。曹曰：「此左太沖詠史詩也。」並將全詩背誦，不失一字。由此可見，曹振鏞不僅學識廣博，而且為官謙謹，與那些「不文不正」的記敘簡直判若兩人。
清代鹽政歷來弊病叢生。道光十年（一八三○），陶澍出任兩江總督，銳意整頓兩淮鹽政。此舉遭受鹽業利益既得者的群起反對，改革一時難以為繼。曹振鏞的祖父是揚州大鹽商，其業歷三代而不廢。如行改革，舊鹽商的利益必然受損。有鑒於此，陶澍致書探詢曹振鏞的意見。曹覆書曰：
淮北鹽務之敝極矣，勢非更張不可，吾子有所見，何不急行之？如有困難，老夫當從中主持。老夫行年七十，何能更為子孫作家計，且天下焉有餓死之宰相家乎？
陶澍得書乃毅然施行改革，取得卓著成效，國庫收入大為增加。這是清代一次難得的成功的鹽務改革。曹振鏞的支持功不可沒。他在改革中表現出來的大局為重、犧牲小我的氣度，實非汲汲於權勢之輩所能望其項背。
曹振鏞的言行政績當然不止於此，但以上兩例也足以反駁「庸庸碌碌曹丞相」的成見。時人出於各種利益或利害關係，對人物的評判多有片面之處；而今人在運用史料的時候，也常常陷入以論帶史的泥淖，心中先有成見，再行剪裁史料，如此比附出來的人物形象必定也是片面的。這種「舉之上天，按之入地」的主觀史筆，應當引以為鑒，落力杜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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