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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最後的文化貴族：文化大家訪談錄》（第一輯）
汪秀枝
這是一群文化貴族。這是一群平均年齡85歲左右的耄耋老人。
周有光、王世襄、楊憲益、丁聰、周汝昌、黃永玉、鍾叔河、沈昌文……一共16位文化大家，居然被《南方都市報》記者「集中」在一起，向我們講述文化、藝術、社會、人生、命運；「聽」完他們的講述，有許多感慨都縈繞我心——
老人們都特別鍾情於自己所從事的文化藝術事業，風燭殘年時還在不懈地追求。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上中學時就迷上了《紅樓夢》，就想下苦功夫把《紅樓夢》翻譯成英文，後來，一貫熱心提攜後進的文化大師胡適又將他引上了《紅樓夢》研究之路。走上這條路後，周先生寫出了數十本紅學著作。當今，他年近九十，雙耳失聰，左眼失明，右眼視力也很弱，可他還是愛鑽研《紅樓夢》，並堅持將新的意見寫出來。由於視力的障礙，他的寫作相當艱難：先是他自己憑著感覺將文章寫在紙上，然後由親屬輸入電腦，輸完後，要把文章反覆念給他聽，再作修改；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多年前就從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職位上退下了，但至今還活躍於出版領域，幫助一些出版社發現、抓住好作者與好作品，經他之手抓住的作品，出版後往往都會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
老人們都具有知識分子關心國事民瘼的品格，都希望能夠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專業知識為社會的進步盡上一分力。1970年，鍾叔河先生因「污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判刑10年，坐牢的時候，他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怎樣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一有機會，他還與信得過的牢友討論這個問題。「文革」結束後，他就主編了一套「走向世界叢書」，爭取從觀念上把中國引入世界，把中國變成全球文明的一部分。
老人們還能坦然地面對人生的臧否福禍。16位老人都經歷過1949年之前的血腥戰爭，經歷過1949年之後的數次殘酷的政治運動，可是他們都挺過來了。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都又成了名人甚至紅人，此時，他們每個人仍保持著一顆恬淡之心，對過去不怨恨，對現實不沾沾自喜，只是執著地做著自己感興趣的文化事業，或者寫作，或者繪畫，或者為圖書出版作些策劃。
更加可貴的是，這些老人們在回憶人生，評價社會時，能以真話示人。周有光在談1949年為何從美國回來時，他說有三個原因，一是希望自己的知識能夠服務於祖國，二是他母親不肯去美國，三是當時回國後的收入也高，和美國差不多，而且，他萬萬也沒有料到後來會有「文化大革命」；丁聰說，漫畫應該是一個諷刺的工具，好的漫畫應該是大膽、份量很重的諷刺，一個講道理、向上的社會應該鼓勵諷刺性漫畫的存在，對社會不良現象的諷刺實際上對政府是有好處的。英美等法制國家都沒有對漫畫進行限制，只要不違法，什麼題材都可以畫，而我們對漫畫還有所限制，我們的氣量還是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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