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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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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瞬間:文字獄的另一端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7-12-08]

 ■吳武洲

 大概是意識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對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個相當精明強悍的人,可能正是因為這種精明,使他意識到文化的「雙刃劍」作用。這把「劍」用好了,固然能進一步鞏固、維護朝廷的權威,可一旦用歪了,對當前的統治卻有可能起到顛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對文化的管制變得極為厲害。

 這個事情可能還得從著名的「曾靜事件」說起。據《清史稿》載,雍正六年,湖南靖州的儒生曾靜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給川陝總督岳鍾琪,信中講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說清代皇室本來是金(女真)的後裔,而你卻是漢人特別是抗金名將岳飛一脈所傳,現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這個資源優勢,報我們漢人之仇啊。這封信完全站在種姓的角度,以一個讀書人的慷慨陳詞來勸說當時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這確實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鍾琪的位子來看,這封信無疑是晴天上的一個霹靂,他「大駭」,趕緊上報雍正,讓朝廷去查這個事情。而曾靜雖然表面上義正辭嚴,但卻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頓嚴刑拷打下來,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這個思想,是因為受了浙江讀書人呂留良著作的影響。那呂留良到底是什麼人呢?史料顯示,呂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詩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產支援義軍,而且直接參加抗清戰鬥,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傷。他的著作自然滿是反清言論。曾靜讀了他的書,一時心折,不由產生了反清的衝動。但這衝動僅只能保持短時的效用,面對嚴刑逼供,所謂的氣節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為留良所誤,手書供辭,盛稱上恩德」,並自願作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寧、杭州、蘇州一帶宣講。只可惜,他的主動迎合並沒有換來好下場,呂留良被開棺戮屍,滿門抄斬,曾靜當時逃過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後,即被處決。

 關於這段歷史,文學家們多愛談及,云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在抄斬之時,僥倖逃免,後練成絕世武功,潛入皇宮,取得雍正首級,報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俠》、《俠骨丹心》等對此即有精彩敘述。但傳奇歸傳奇,歷史還是歷史。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朝廷為了政權的穩固,不惜採取極其殘酷的株連手段,用鮮血來堵住讀書人的口,來折斷他們的筆。

 到乾隆朝後,對文字的管理更為嚴格,管理的「水平」也更為高超。相對而言,乾隆對儒學比雍正要更通透一些,因此,對於文化的箝制也顯得比雍正內行。他明確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他手上積下的文字獄比雍正時更多。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1778年,江蘇東台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的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等詩句。乾隆判定「壺兒」即「胡兒」,有毀謗滿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屍,子孫與地方官全部斬首。沈德潛本為乾隆寵臣,他死後,乾隆在他詩集中發現有詠黑牡丹詩一首,內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大怒,以為影射滿族為入主中原的「異種」,下令剖棺戮屍。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據《清代文字獄檔》記載,乾隆年間的文字冤獄案數倍於康熙、雍正,大案多達60餘起,冤獄橫興,濫殺無辜。那些喜歡清議的文人自然就什麼也不敢說了。「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人心世道,實有關係。」(李祖陶《與楊蓉諸明府書》)。

 朝廷有了這種高壓,讀書人便不再敢妄發議論。學術由偏於思想的闡發,開始轉向於考據、音韻等技術性一端。這群文化承擔者不再關心當世的事務,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頭於古文獻裡進行文字訓詁、名物的考證、古籍的校勘、辨偽、輯佚等工作。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學派興起的直接引子。梁啟超就明確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這種技術性的學術傾向,做的只能是紮實的學術基礎工作,缺乏思想理論上的建樹。這種學術史的遺憾,卻正是興起文字獄的清皇室所願意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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