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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武洲
大概是意識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對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個相當精明強悍的人，可能正是因為這種精明，使他意識到文化的「雙刃劍」作用。這把「劍」用好了，固然能進一步鞏固、維護朝廷的權威，可一旦用歪了，對當前的統治卻有可能起到顛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對文化的管制變得極為厲害。
這個事情可能還得從著名的「曾靜事件」說起。據《清史稿》載，雍正六年，湖南靖州的儒生曾靜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給川陝總督岳鍾琪，信中講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說清代皇室本來是金（女真）的後裔，而你卻是漢人特別是抗金名將岳飛一脈所傳，現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這個資源優勢，報我們漢人之仇啊。這封信完全站在種姓的角度，以一個讀書人的慷慨陳詞來勸說當時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這確實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鍾琪的位子來看，這封信無疑是晴天上的一個霹靂，他「大駭」，趕緊上報雍正，讓朝廷去查這個事情。而曾靜雖然表面上義正辭嚴，但卻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頓嚴刑拷打下來，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這個思想，是因為受了浙江讀書人呂留良著作的影響。那呂留良到底是什麼人呢？史料顯示，呂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傑出的學者、詩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產支援義軍，而且直接參加抗清戰鬥，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傷。他的著作自然滿是反清言論。曾靜讀了他的書，一時心折，不由產生了反清的衝動。但這衝動僅只能保持短時的效用，面對嚴刑逼供，所謂的氣節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為留良所誤，手書供辭，盛稱上恩德」，並自願作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寧、杭州、蘇州一帶宣講。只可惜，他的主動迎合並沒有換來好下場，呂留良被開棺戮屍，滿門抄斬，曾靜當時逃過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後，即被處決。
關於這段歷史，文學家們多愛談及，云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在抄斬之時，僥倖逃免，後練成絕世武功，潛入皇宮，取得雍正首級，報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俠》、《俠骨丹心》等對此即有精彩敘述。但傳奇歸傳奇，歷史還是歷史。在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朝廷為了政權的穩固，不惜採取極其殘酷的株連手段，用鮮血來堵住讀書人的口，來折斷他們的筆。
到乾隆朝後，對文字的管理更為嚴格，管理的「水平」也更為高超。相對而言，乾隆對儒學比雍正要更通透一些，因此，對於文化的箝制也顯得比雍正內行。他明確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他手上積下的文字獄比雍正時更多。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1778年，江蘇東台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的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等詩句。乾隆判定「壺兒」即「胡兒」，有毀謗滿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屍，子孫與地方官全部斬首。沈德潛本為乾隆寵臣，他死後，乾隆在他詩集中發現有詠黑牡丹詩一首，內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大怒，以為影射滿族為入主中原的「異種」，下令剖棺戮屍。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據《清代文字獄檔》記載，乾隆年間的文字冤獄案數倍於康熙、雍正，大案多達60餘起，冤獄橫興，濫殺無辜。那些喜歡清議的文人自然就什麼也不敢說了。「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人心世道，實有關係。」（李祖陶《與楊蓉諸明府書》）。
朝廷有了這種高壓，讀書人便不再敢妄發議論。學術由偏於思想的闡發，開始轉向於考據、音韻等技術性一端。這群文化承擔者不再關心當世的事務，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頭於古文獻裡進行文字訓詁、名物的考證、古籍的校勘、辨偽、輯佚等工作。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學派興起的直接引子。梁啟超就明確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這種技術性的學術傾向，做的只能是紮實的學術基礎工作，缺乏思想理論上的建樹。這種學術史的遺憾，卻正是興起文字獄的清皇室所願意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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