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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右）、日本記者平澤（中）、葉靈鳳（左）於蕭紅墓旁。
陳智德
抗戰期間因特殊的戰略形勢，香港成了華南地區抗戰文藝的樞紐，內地作家一時雲集香港，在當時的《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立報．言林》以及《大眾日報．文化堡壘》等報刊上繼續發表抗戰文藝，這情況維持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戛然中止，十二月八日，日軍突然空襲香港，當警報響起，不少市民都以為只是演習。當日任職《星島日報》副刊編輯的戴望舒仍堅持回到報館工作，他把原有的「星座」版改為「戰時生活」，在十二月十日的版面，刊發了徐遲的《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為香港的抗戰文藝劃下轟烈的句號。
接著是轟炸、殘害和躲藏，由四一年底至四二年初，在中共黨中央安排下，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包括茅盾、夏衍等從內地南遷香港的作家，由東江縱隊經水陸兩路護送離港，但戴望舒仍留在香港，一度遭日軍逮捕下獄。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那「三年零八個月」的生活，過去所知不多，近幾年經北塔和王文彬等學者考證，加上新資料的披露，如戴望舒致文協港粵會員的書信以及《陳君葆日記全集》的相關記述，才補充了這時期的空白，就此我也結合香港淪陷期間的文化史料，寫了近二萬字的論文《日佔時期香港文學的兩面：和平文藝作者與戴望舒》，在二零零六年的《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上發表。
戴望舒約於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間囚禁於中環域多利監獄，透過他的書信，我們首次得悉他在獄中的情況：「我曾經在這裡坐過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饑餓，受盡殘酷的苦刑（然而我並沒有供出任何一個人）。我是到垂死的時候才被保釋出來抬回家中的。」這封信的內容，也印證了端木蕻良的回憶：「望舒被傳詢，敵置黑名單於側，要彼相認。」
戴望舒陷獄七星期後，日方釋放了他，一方面由於得到葉靈鳳營救，另方面日方也想利用戴望舒在文藝界的聲望，因而邀請他與葉靈鳳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作為二名香港代表，二人最終拒絕邀請，但報上仍然刊出他出席大會的消息。
首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四二年底在東京舉行，戴與葉沒有赴會，但他們始終無法拒絕所有日方的要求，為此種種，戴作出以下的解釋：「在這個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徵文事），我能夠登報否認嗎？如果敵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又是無關國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寫小說集跋事），我能夠斷然拒絕嗎？……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極的，沉默的。我拒絕了參加敵人的文學者大會（當時同盟社的電訊，東京的雜誌，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兩次拒絕了組織敵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協會。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
據《陳君葆日記全集》記載，「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曾幾度邀請戴望舒與葉靈鳳出席在東亞酒店（即尖沙咀半島酒店）的宴會，在那情況下，戴望舒無法拒絕日方所有邀請，為此等事，戰後一度被指控為附敵，他也作了辯解，當然戴望舒絕無附敵，這方面早有不同學者作出定論；而戴望舒的信件對「想當然」式的指控，提出反駁，尤見實際情況的兩難和處境的複雜性。戴望舒熬過那段日子後，重新發表淪陷期間所寫而不能公開的詩作，包括〈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篇，這些作品固然超越他《雨巷》時期之作，即在中國新詩史來說，也是不朽之作。
作者簡介：香港詩人，學院講師，編著《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詩集《單聲道》，書評《愔齋書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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