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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全國政協日前舉行大會，正式選出了新一屆的政協領導人；下周全國人大也將閉幕，並選出新一屆的國家領導人。此次「兩會」有幾個值得關注的亮點：除了輿論普遍關注的「大部制」改革外，「兩會」中所謂「新階層人士」的增加，也是另外一個亮點。
所謂「新階層人士」，就是指私營企業主，更有民營企業的技術人員、受聘於大型民營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個體戶、律師、會計師和自由職業人員，還有從國外回流的「海歸」人士。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新階層的人數已超過1億5000萬人，佔總人口11.5％，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人民幣的資本，使用著全中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地貢獻的稅收佔全國稅收總量的近三分之一，所從事的進出口貿易額在全國總量中佔四成（引自《聯合早報》三月十四日《中國社會的「新階層」一文》。
「新階層」進入：今年兩會亮點之一
「新階層人士」作為代表或委員的增加，自然是由於中國社會結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發生的變化，因此也得以反映到作為權力監督機構的「兩會」之中。「兩會」期間，全國政協還專門舉行了一個「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的記者招待會，折射出官方對新階層人士的重視，以及希望新階層人士在進入體制後，能發揮更多的作用。
今年「兩會」，新階層人士製造媒體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曾被評為去年中國首富的張茵女士提案認為，新實行的「勞動合同法」是鐵飯碗，應該取消。消息披露後，不少人認為這是為富人階層說話，並倡導富人階層的政協委員應該為勞工者說話；但也有輿論認為，富人委員為本利益集團說話反而是好事，可以不帶虛有的「公共利益」面具說話。筆者認為，張茵委員觀點是否正確是一件事，但爭論反映的卻是政協內部的機制性問題。
代表、委員遴選與利益集團博弈
實際上，作為私營企業主，張茵委員從其利益集團立場出發提出上述提案，撇開其觀點的正確或完善與否，從理論上無可非議；要求富人階層的委員為勞工階層說話，屬於道德上的要求，而非機制上的要求。通過這一事件及其爭論，人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在政協內部沒有來自勞工階層的聲音？若有來自勞工界的代表發出本集團的聲音，那麼人們希望看到的「兩會」內部所謂「依法辯論」的情況就能成為現實，「兩會」作為權力監督機制之一，也就能夠開始發揮其作用。
這樣說，實際上已經切入「兩會」的某些機制的改革或完善問題，也涉及人們呼喚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從「兩會」機制的改革找到雛形。正如筆者在「政治體制改革如何走出瓶頸和困境」一文中所述，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權力監督已經刻不容緩，而每年例行的「兩會」若能每年都能架構一些新的元素，假以時日，相信可以為中國式的政治體制改革找到一個方向。
從現實情況來看，如上所述，中國社會結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發生的變化，得以反映到作為權力監督機構的「兩會」之中，這是中國社會變化到政治變化的一個必然現象。用學術語言來說，「兩會」內部應有利益集團代表的平衡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平衡，這實際上涉及到未來「兩會」機制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以及「新階層人士」在進入體制後，究竟為現有體制所同化，還是能夠帶進一些新鮮的血液和思維，在實現自我政治抱負的同時，也能為中國現有政治體制的完善做出一些實際上的貢獻。
「兩會」機制：每年架構一些新元素
筆者之前曾有論述，每年例行的「兩會」，從機制上面臨代表和委員遴選機制的完善、「兩會」內部表決和辯論程序、「兩會」委員的適度專職化問題，以及「兩會」與執政黨的關係問題等。其中，與執政黨的關係是一個需要從更大框架來思考，也需更為縝密構件和操作的問題，但就「兩會」內部運營而言，實際上涉及到四個問題：一、代表和委員遴選的機制化、公開化和平衡性；二、代表、委員監督的程序化；三、監督的專門化；四、監督的有效化。
這其中，遴選機制的平衡性和公開性就涉及到「兩會」代表、委員的來源，必須最大程度地覆蓋中國已經發生了變化的社會結構的廣泛性，不然監督就失去了基礎。其間的操作如何展開，還有監督程序化和專門化，尤其是最後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落實，都值得人們思考和探討。
當然，「兩會」機制的改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但只要目的明確，每年都能架構一些新元素，假以時日，幾年後也許就是一大步。（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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