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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繪畫中日本使者吉備入唐的場面。 網絡圖片
謝志東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經濟文化空前繁榮。唐朝文化對周邊國家產生過巨大影響。比如日本，曾先後十幾次派出遣唐使，到唐朝學習先進制度和文化。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唐朝文化的痕跡仍處處可見。
唐朝文化的強勢是一致公認的。不過，今天一些文化人士在回味唐朝文化的輝煌時，常常喜歡添油加醋，誇大其詞。例如余秋雨在《大唐魅影》中說：「長安曾經收納過至少幾萬留學生，日本的留學生就有一萬多，那麼朝鮮，當時叫新羅，在晚唐的時候考入我們科舉的金榜題名的新羅人就有五六十個人。」這段描述就含有不少水份。唐朝的外國留學生實際上並沒有余秋雨先生說的那麼多。
根據日本學者木宮彥泰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記載，日本派出遣唐使的200多年間，日本一共派出過19次遣唐使，實際成行的有16次（其中第6次是送唐使返國，只到達百濟；第12次是為了迎接此前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第16次是為了送唐使孫興進返唐）。人數超過500人的有七次，最多的一次是公元804年的第17次遣唐使，出動四條船，人數達到了805人。但即使把成行的16次遣唐使團的官員和留學生人數全部加起來，也達不到一萬人。
早期的遣唐使團，規模都比較小，只有一兩艘船，人數也只有百餘人。而且，早期遣唐使的目的，並不是前來學習唐朝的文化制度。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王小甫教授說：「從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對華遣使時多為政治目的，而且帶著一種驕傲態度，甚至是傲慢。」如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國「每歲入貢本國之朝」，以顯示自己是和唐朝一樣使夷狄臣服的大國。直到公元663年，日本企圖幫助被唐朝吞滅的百濟復國，在白村江(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與唐朝軍隊打了一仗，遭遇慘敗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實力遠不如唐朝。自此以後，日本遣唐使的目的才轉變為虛心學習唐朝文化，不再謀求與唐朝平起平坐。
日本真正向唐朝派出留學生，應該是從公元717年第9次遣唐使開始的。第9次遣唐使出動了四艘船，人數多達557人，其中包括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等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來唐時19歲，入國子監「太學」學習，後考取進士。唐玄宗賜名晁衡（又稱朝衡），並讓他擔任皇帝侍從官的左補闕。阿倍仲麻呂終身在唐朝為官，他和李白、王維來往密切，彼此經常寫詩唱和，73歲在長安逝世。吉備真備留唐17年，就學於國子監「四門」，深通五經三史、曆算、刑律、軍制等諸藝，回國後受到聖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唐朝的外來留學生中，大部分來自新羅。因為新羅與大唐接壤，受漢文化影響也較早，所以赴唐留學成風。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中稱：「新羅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學生可達一二百人之多。」新羅留學生的留學期限一般為10年。由此可以推算，新羅來唐的留學生平均每年大約一二十人。整個唐朝時期新羅的留學生可能有幾千人。由於新羅留學生人數眾多，在唐朝科舉考試中，及第人數在各國留學生中也最多。吳玉貴《唐代文化》中稱：「自唐文宗長慶初至後梁、後唐之際一百年間，新羅賓貢及第者90人，其中姓名可考者26人。」而來自其它國家的留學生，由於人數很少，賓貢及第者也極少，除日本人晁衡外，還有波斯人李珣、大食人李彥升等。留學生參加唐朝的科舉考試，會受到一些照顧。唐朝專門為留學生設立了「賓貢科」。在科舉考試時，留學生與唐朝舉子一起應試，但「每自別試，附名榜尾」。說明賓貢進士與唐朝本土進士是有區別的。
唐朝的外來留學生大都被安排在國子監學習。國子監是唐朝的最高學府，留學生的衣食住行費用全免。因此，唐朝的外來留學生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留學生。不過，留學生是分等級的。國子監下分六館，即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館。依據《唐六典》，進入哪一個學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如「國子」的學生，父母的官銜一般要在三品以上；「太學」的學生，父母的官銜一般要在五品以上。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得以進入太學，是因為他父親是日本朝中高官。另外，留學生入學前還要接受漢語水平測試。如果漢語水平太差，也會被「拒收」。如隨第17次遣唐使來唐留學的日本貴族子弟橘逸勢，儘管書法水平出眾，但因為不精通漢語而無法進入太學，後來只好修習琴藝，在長安呆了不到兩年便怏怏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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