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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墳場內的墓碑及小教堂。 （攝影：司徒一凡）
司徒一凡
在港島跑馬地馬場西側的黃泥涌道旁邊，有一大片豎立著大小不同、造型各異石雕墓碑的墳場。這裡實際上是由四個墳場組成的，從北至南分別為波斯墳場（PARSEE CEMETERY）、香港墳場（HONG KONG CEMETERY）、天主教墳場（SAINT MICHAEL CATHCLIC CEMETERY）以及回教墳場（MUSLIM CEMETERY）。不同宗教的墳場能夠如此「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地「比鄰廝守」，亦反映出香港東西文化共融的特色。
墳場，或者用一個更優雅的名稱——墓園，埋葬著參與歷史締造的各色人等，墓誌銘則記錄了他們所走過的不同道路。這裡是孝子賢孫憑弔祖先的地方，也是信徒視為超脫苦難、安享極樂的「聖地」，還是文人墨客創作的靈感源泉和文史考古工作者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在國外，墓園更成為旅遊熱點，是不少遊客心頭的最愛。其中各種雕刻精美的石造墓碑和雕像，也是珍貴建築藝術遺產。如果說古羅馬恢宏的石構建築遺跡是一部「石刻的史詩」，那麼墳場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石刻的「史書」呢？
在上面提到的四個墳場中，香港墳場的入口最不起眼，但它卻是香港最早開闢的公眾墳場。據港府憲報記載，香港墳場於一八四五年正式開設，其中的小教堂也在同年興建。這裡葬有鴉片戰爭中陣亡的英軍官兵、染病死去的駐港英軍及其家屬、開埠初期的港府要員、傳教士、最早信奉基督教的華人、孫中山先生的師友等等，他們與香港乃至中國近代歷史息息相關。香港歷史博物館前任總館長、本地史專家丁新豹博士對香港墳場的研究情有獨鍾，他將研究成果匯輯成《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一書，日前由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出版與讀者見面，為我們閱讀香港墳場這部「史書」提供了方便而快捷的指引。
書中介紹了香港墳場不少的「之最」或「第一」的人物與事件。年代最早的是英國「寧羅德」號艦海軍上尉本傑明．福克斯的墳墓，其墓碑及史料顯示，他在1841年5月25日攻打廣州時被砲火擊中，傷重斃命，是年29歲。另一個最早的墳墓之一，屬英國皇家海軍「響尾蛇」號運兵船艦長威廉·布羅迪。該船先後參與1840年7月侵佔定海和1841年3月及5月兩次進犯廣州的戰役。駛回香港後，船上近一半人染病，布羅迪也在其中，最後病重不治。丁博士由此事考證出，「快活谷」(Happy Valley)的命名實與墳場開闢有關，而與賽馬無涉，糾正了長期以來的誤解。
在香港墳場的紀念碑中，以「皋華麗」號艦官兵紀念碑最具歷史價值。該艦是鴉片戰爭時英國遠征艦隊的旗艦。1842年8月29日，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就是在該艦上簽署的，其中第三條規定將香港割讓予英國。而體積最大的紀念碑多是紀念英軍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各場戰役的艦隻之陣亡或病故官兵的，包括「加爾格達」號、「西比爾」號、「南京」號及「桑普森」號。書中對英艦「南京」號的命名原因未有提及，不知是否為英人紀念《南京條約》簽署之舉？
長眠在香港墳場的還有多位傳教士。首位來中國傳道的美國女傳教士何顯理，她27歲分娩時去世，香港有以其命名的中學。諳熟多國語言的郭石立牧師，是一個富傳奇色彩和爭議性的人物，他曾熱心傳教，但被批評為不得其法；他還曾在鴉片船上服務，並是鴉片戰爭期間中英談判的英方主譯員。韓山明牧師是巴色會（今崇真會）首批來華傳教士，他抵港後開始學習中文、穿華服、留長辮，據說日習漢字三百個，相當勤奮刻苦。
葬於香港墳場的外籍名人還有：被譽為「香港公立教育之父」的蘇格蘭人史釗域博士，他是中央書院（後易名為皇仁書院）的創校校長，後曾歷任警察裁判司、華民政務司、輔政司等港府高職。亞美尼亞商人遮打爵士，是戰前香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從剛來港時一文不名的窮小子，最後成為本地多間大企業的董事，建立了龐大的商業王國。他還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不但獲封為爵士，更是香港唯一有兩條街道以其名字命名的人物。
香港墳場內共發現有一百五十六個華人墓塋，書中分別介紹了其中的晚清革命先烈楊衢雲、洪春魁、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何啟、中國牙醫先驅關元昌以及買辦韋安、商人蔡立志、何東、香港第一代華人銀行家簡東浦等歷史人物的相關情況。
從上面的介紹可知，香港墳場內的不少主人實際上是侵佔香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他們被英國人視為「英雄」，但在當年中國人的眼裡卻是「敵人」。一百六十多年過去了，這些「敵人」現在仍安臥在回歸中國後的香港土地上，歷史的恩怨似乎在這裡因歲月而消散，但這部香港石刻「史書」所記錄的一切仍在不斷地提醒著我們什麼……
有趣的是，當年表明中國政府在香港實際存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即現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的前身），其辦公大樓就選在墳場旁邊。從樓上望去，整片墳場盡收眼底。該辦公樓在中聯辦遷出後已被改裝為酒店，入住的房客對著窗外的墓園景觀，想必會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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