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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北京「浙江村」內正在數錢的溫州人。
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前20年，溫州因為轉型期經濟模式「姓社姓資」的爭論而成為中國黨政高層和學者關注的焦點，那麼在隨後的10年裡，以「溫州模式興衰」和「溫州炒團」為代表的關於溫州的爭論，則在更廣泛的層面和範圍內展開。這連場論爭，涵蓋了在要素資源日漸匱乏的環境下，傳統區域經濟的轉型與方向、民間資本在自由逐利本能驅使下的有效流動等敏感經濟問題，討論的影響，同樣從溫州輻射到了整個中國。
政經改革 敢為天下先
改革開放之初，將一些效益用「分厘」來計算的紐扣、針線做成超過億元的大產業，的確是中國當時值得自豪的大事。然而在今天，再指望這些附加值低、勞力密集型的產業在溫州重現輝煌，顯然並不理智。那麼，溫州的產業轉型之路又該如何行進？
此外，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先發優勢，溫州人掌握了比中國其他許多城市多得多的民間財富，這使得溫州人有實力跨越常人難以逾越的行業門檻。但是，溫州人顯然對於准入門檻低、市場競爭激烈、利潤薄弱的傳統產業漸漸失去了興趣，面對房地產、資源型產業、股市期貨的暴利誘惑，出現了炒房、炒煤、炒鋼鐵、炒國企、甚至到海外「炒海島」等一系列被冠以「炒」字溫州人的投資行為。溫州充裕的民間資本迫切尋求出路的衝動，顯然已經挑動了所有中國民間資本的神經。
此外，隨著經濟格局的變化，溫州人同樣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基層民主推進上敢為天下先。在溫州，出現了村級政權的公推直選，出現了政府管治模式的新探索……改革開放的30年，讓溫州成為一本教科書，在中國其他地方出現過的，在溫州都能找到，其他地方沒有出現過的，溫州也能找到。從這層意義上講，也許讀懂了溫州，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讀懂中國，尤其是讀懂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民營經濟的變遷。
破舊創新 弘「四千精神」
溫州人也許從骨子裡就藐視循規蹈矩和華而不實，他們善於破舊，更擅長於創新。他們的思維沒有定式，但卻能提出最務實而有效的執行方案。
「走遍千山萬水、歷盡千難萬險、想盡千方百計、道盡千言萬語」的「四千精神」，和「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的創業寫照，都已經被歸納成「溫州精神」，為我們國家近30年的巨變，寫下了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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