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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濤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目前，華爾街金融危機正從美國迅速向全球蔓延。而新興市場國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於危機面前。鑒於這些國家在抗金融風險能力、法律制度環境和國際政策協調機制等方面都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其能否安全渡過危機引人關注。特別是亞洲，經過90年代初的繁榮穩定，雖然在1997年金融風暴中遭受重創，但最近十年又重新崛起，並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此，其經濟前景如何，直接關係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的預期。
對亞洲而言，危機將首先來自歐美國家進口需求的放緩，而非銀行體系的直接崩潰——如果說從虛擬經濟擴散到實體經濟是美國式危機傳導模式，那麼由於實體經濟不景氣拖垮本國金融部門，則很可能是亞洲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演化路徑。事實上，亞洲經濟並不如人們想像中的那般強健。就連在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全球衰退中「一枝獨秀」的中國，此番也出現了明顯的經濟減速。綜合各方情況，筆者認為，亞洲經濟或許將面臨三個不確定性：
高通脹可能死灰復燃
首先，就短期來看，2007年以來肆虐亞洲的高通脹可能死灰復燃。原因是，在經濟增速放緩、信貸供給不足和通脹壓力減輕的情況下，各國很自然地傾向於選擇「鬆財政」和「鬆貨幣」的政策搭配，結果就是在經濟復甦的同時，往往伴隨著通脹的回升。以中國為例，從近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些「促發展」措施來看，其中既包括龐大的財政補貼和固定資產投資，也包括鼓勵金融機構對企業和購房者放鬆信貸，毫無疑問，在刺激產出急劇擴張的同時，物價水平也將水漲船高。
而從一個較長期視角來看，若危機影響持續數年，嚴重依賴出口的亞洲經濟不得不將過剩的產能集中轉向內銷市場，由於供過於求，消費品和工業品價格將一路走低。由此，通脹可能最終轉化為通貨緊縮。
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在亞洲抬頭。回顧歷史，人們不難發現，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前期，由於美國實行《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將2萬多種進口產品的關稅大幅提高，引發各國群起效仿。每個國家都試圖將自己與外部危機隔絕開來，結果反而加劇了危機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和烈度。
由於亞洲國家在出口結構和出口市場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同質性，在跟風效應的驅使下，預料其他國家也很快會有類似激勵措施出台。從單個國家角度看，通過促進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理性的做法，本無可厚非，但如果著眼於整個地區的共同利益，我們會發現，如果各國競相採取貨幣貶值或出口補貼的措施來刺激出口，很可能引發本地區某種形式的貿易戰爭或競賽。從本質上看，這就是一種「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無非是亞洲國家彼此之間玩了一場零和遊戲，以更加廉價的商品補貼發達國家，使其坐收漁人之利。
貨幣危機可能重現
最後，亞洲貨幣危機可能回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就其本質來看，是一場貨幣危機。危機爆發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大都將本國貨幣以某種頻率釘住美元，因而本地區實際上存在一個「東亞美元本位」，這是東亞經濟長期嚴重依賴對美出口的結果。研究表明，一些國家對美元的不恰當釘住是釀成危機的重要根源：如果能事先引入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通過貨幣的適度貶值，或許可能避免這次貨幣危機。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前中國地方政府對房地產的政策救助，可能又為下一輪泡沫埋下了伏筆。與美國房貸按揭利率過低誘發次貸危機的情形不同，中國的問題在於房地產價格過高，大大超出了居民的購買能力，由此形成了嚴重的泡沫。在泡沫沒有完全擠掉的情況下，若地方政府急於出手救助，反而會進一步催生泡沫。當泡沫無法維持下去時，最終只能以「硬著陸」的方式悲壯收場，筆者相信這將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因此，擺脫利益關係束縛，減少干預，讓房價回歸理性區間，讓多數人買得起、養得起房子，恐怕才是正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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