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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穎
下午，打開電腦，準備繼續工作，收到同事寄來的電子郵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於2008年10月25日在美國加州辭世，享年八十五歲。我心悵然，又一位中國研究的大師級人物離開了我們。
施堅雅教授是蜚聲國際的人類學家和漢學家，研究領域廣泛，涵蓋中國、東南亞及亞太地區。他早年關於泰國華人的研究，影響深遠，至今仍被奉為華人及東南亞研究的典範之作。隨後，他對東南亞不同國家華人社會的歷史、文化比較，開闢了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當然，施堅雅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則在於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探討，尤其是對中國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之分析，觸覺敏銳，見解獨到。而他對晚期中華帝國的宏觀區域性研究，更是另闢蹊徑，將歷史敘述與社會分析融為一體，視野廣闊，意涵深刻。
施堅雅教授成名於上世紀中葉，通過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施堅雅出版了《泰國的華人社會——一部分析的歷史》（1957）、《泰國華人社會中的領袖地位與權力》（1958）兩本專著，並以此提出著名的同化範式。之後，施堅雅轉而開始關注中國社會，通過研究、分析，施堅雅強調，中國社會與其它非西方社會不同，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官方與民間並行的等級體系，前者基於行政，後者基於市場，在不同時空中，兩者相互影響，並行不悖，最終構成了中華帝國獨特的空間結構。這一論述，對釐清晚期中華帝國與社會之間的結構關係，頗具非凡開創之功。
因為時代背景與學術淵源的關係，施堅雅的理論多少反映出西方社會理論範式建構的雄心——力圖將源自非西方社會的素材「標準化」入具有「普適意義」的理論框架之中。但是，施堅雅敢於突破人類學微觀社區研究的囿限，在保持深度敘述的基礎上，強調宏觀整體視野，並結合社會學、人口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建構理解中華帝國社會結構與文明體系的原創性理論，這對於如今充斥著半生不熟的西方話語的中國學界而言，其中深意，不可不思。
此外，施堅雅留給我們的，不僅是豐富的學術遺產，更重要的，是甘於寂寞、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作為老派學者，施堅雅不大使用電腦，他還延續著傳統的治學方法，筆記、卡片、表格，成了他身旁必備之物。由於注重研究中的科際整合，強調中華帝國發展的歷史脈絡，他的中國研究更受到歷史學者的重視與青睞，而人類學界的同行們對他的這種「捨本逐末」多有不解。施堅雅卻一直堅持，甘當「他者」，直至去世前，他仍在從事當代中國區域體系的空間分析，而當他得知自己時日無多時，他還不忘將未盡研究一一托付他人，以便學者可以最大限度利用他的研究資料與成果。
我與施堅雅教授有過一面之緣，那是在2002年，施堅雅教授訪問香港，在歷史博物館作了題為「生育目標與家庭策略——華南的族群差異」的演講，內容大概是利用1990年中國人口調查的統計資料分析華南不同族群的生育模式，通過空間分析，強調生態環境、家庭制度與人口再生產之間的相互關係。記得演講之後，有位學者提問很婉轉，但問題卻很尖銳，大抵是說宏大的模式建構很難具體用田野調查去檢定，若果真如此，這樣的研究意義究竟何在？施堅雅先開了個玩笑，「我年歲太大，不能再做田野了，只能做做數據分析。」隨後，回到正題，他仔細闡述了該研究的現實意義，用的仍然是他熟悉的區域空間理論。
或許，施堅雅和他的區域理論已然成為過去，但是，正是他，Dr. William Skinner，與弗里德曼一起，開闢了人類學的中國研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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