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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只關心藝術品的拍賣成績，而非藝術品本身。
「金融海嘯其實對藝術家的影響最小，因為經濟好的時候，藝術家得益最小，到了經濟差的時候，影響也不大。大家要認清一點，做藝術家並不是為了賺錢，也不能賺錢，即使有也是極少數。做藝術家，是你自願的，沒有人逼你，沒有人虧欠你的，你反而虧欠了你的父母、支持你的人和這個社會。藝術家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個自我需要或衝動的滿足，是一種尋求快樂的渠道。」
何慶基集策展人、藝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身份於一身。他曾在北美進修藝術及生活近10年，1984年回港後，一面與海外回港的藝術工作者搞外圍藝術展，一面繼續藝術創作。其後，何慶基出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超過10年，他自問十分幸運，可在香港一間具規模的獨立藝術機構，擔當全職當代藝術策展人，在任期間舉辦了約100個展覽，當中包括具爭議牲的《藝術化生活》、《尋找藝術》等展覽，他從事策展近20年，可說是本港策展界的「祖師」，他更在04年當上了上海當代藝術館創館館長，現為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總監，亦是西九博物館諮詢小組成員。
藝術非粉飾 乃文化體現
「在1997年初，我應港府的邀請，在英國愛丁堡藝術中心策展一個『今日香港』（Hong Kong Today），關於香港高密度生活的建築展覽。展覽由港府駐倫敦辦事處籌辦，其負責人是前政務司霍德爵士（David Ford）。我當時的構思是要展示和分析香港的高密度建築環境，如何影響生活方式及催生地區文化特色，我決定重構一個香港公共屋邨的家庭。」
據何慶基的回憶，由於展覽的裝置時間頗長，他在展覽已安裝了好多部分才到愛丁堡。當他走進展場時，卻發現有公屋官員把那些北歐傢具運到愛丁堡，並在未經他同意下，把他們認為是丟香港人的臉的傢具裝飾，統統換上了簡約明亮的北歐傢具。「和一般公屋那些在梳化椅下，也有兩排櫃桶的傢具截然不同，當然那些麻雀檯、神主牌、掛牆家庭照片等全都欠奉。在我的眼中，那些低俗雜亂的居住空間，才是最能反映香港文化的靈活精妙的地方。在我的堅持下，他們只有把原有的公屋傢具裝飾放回示範單位內。」
何慶基指出，「今日香港」引起的爭議正好反映出策展是個不斷爭論協商的過程，因為一個展覽涉及很多不同的人及機構，當中夾雜著各種意識形態，從主辦機構的路向及傳統、政府資助的規限、贊助商的要求、機構高層的影響，甚至是當中個別人士的取捨等，當中又涉及複雜的權力紛爭及角力，最後走出來的藝術展覽，已經過重重染色。
從反映社會 到挑戰思維
「當策展人不單要對自己的工作反思，而是對藝術及社會不停的思考回應。甚麼是好的藝術、壞的藝術，不是自己最關心的題目，我最感興趣的，是有意義的藝術——在某個時刻、某種社會文化狀況下，甚麼藝術最能呼應、反映、豐富，甚至挑戰當前文化及需要。」
何慶基指，在這理念下，策展工作和社會文化情況緊密相扣，如在97回歸前，他每年策劃最少2個凸顯本土文化的「香港文化系列展」。在回歸前面對快將來臨的強勢文化的時刻，香港人心怯弱，對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認同有逼切的社會和文化需要，但在90年代後期，本土文化意識變得太強而變成心胸狹隘時，他就舉辦一個較特別的香港文化系列展覽，展出的都是菲律賓、印度裔等非華裔香港人，目的是提醒大家香港文化的多元、國際化和包容的特色。
「有時候不一定是呼應社會的需要，也不是滿足觀眾的訴求，而是挑戰一些思維。當然，最後希望引發的是公眾對文化、社會現象的反思。例如在90年代初，大批越南難民滯留香港，對社會形成巨大壓力，過了一段日子，港人要求把越南難民送返越南的群情變得洶湧。在集體仇視的環境下，我們決定策劃難民在營中畫的畫，向香港人展示難民營中，無了期地被監禁的成人和小孩的感受，希望香港人能人性化地對待他們，打破狹隘的文化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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