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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底，香港大學學生第一次公開到中國內地參觀訪問，給後來的香港學運帶來很大影響。
方 帆
最近臨近畢業，各種事情都來了。突然覺得很多事只有在某些時候才會特別在意，就像畢業酒宴上的眼淚，如果早流幾天注定有人說是煽情，可在那晚的燈光下，所有人都覺得彼此的可愛是那麼清晰。
我很喜歡看歷史類的書和節目，看那些故人回憶當年時的樣子，可以了解他們最真實的那一面：原來英雄在戰壕裡也曾經害怕過；原來才子也曾經多次被退稿而不知道路在何方。於是我覺得，這些東西才是歷史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當一個人被印在書本上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符號；而只有把他請回到歷史的軌跡裡，找一些當年的東西出來講他的故事，才能看到一個活的人；也才會知道，哪怕再顯赫的人，也有被嚇得不知所措的時候。比如晚清時的重臣曾國藩，過去提到他只知道此人如何了得，手握重權興辦洋務又善詩文、連李鴻章都是他的學生。可是在太平天國風起雲湧的時代，他也曾受咸豐猜忌而獨領為數不多的鄉勇四處作戰，被李秀成等人弄得很慘，甚至到了幾番憤筆留下遺書、準備投水尋死的狼狽地步。這些小插曲也許難以進入正史的體系，卻可以給我們一些反思，什麼是有價值的歷史，或許歷史的價值有時是要寫在傷疤上的吧。因為我們不可否認，千古風流只是一種美好的期許，而風流的背後也許正是遍體鱗傷。
那麼，由此說來，對於那些眾所周知的歷史人物，似乎他們的一切都可以被認為是他們的「青春」吧，而當「青春」脫開所有具體的對象單獨存在的時候，也與歷史一樣，成為一種過往的風格或者氣質，讓現在的人有所思罷了。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紀念，提起五四，大概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與「青春」關係最緊密的事情了。可是，轉念一想，一場本來出於外交失敗的學生運動何以造成這麼大的影響，以至引發了以挖掘和改造國民性弊端為主題的「新文化運動」？箇中原因似乎應驗了「國弱民強」的歷史潛規則。在明君聖主的治下，人們有飯吃、有衣穿，有街市的流光可看，陶醉在幸福當中感恩於國家，又哪來的閒暇進行「不必要」的自我反省呢？一旦國家遭到了生靈塗炭的厄運，人們才開始慌張，有識之士才開始反省，開始執掌輿論的號角。政治的昏庸與文化的繁盛相依相伴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繁盛不僅僅是思辨之盛，更是爭鳴之盛。
五四中有所謂「傳統派」與「新學派」之分，這只是限於學術之一隅，如果把它們放置到整個大的文化體系當中，冠以文學化的表述，似乎可以作「猛士」與「犬儒」之分吧。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一期節目中，許子東將「猛士」與「犬儒」作為五四精神的兩種註解。聽罷這番形容，我一下想到了魯迅，想到了辜鴻銘。魯迅在中國的名氣不必多言，而他因為寫出了那首著名的《自嘲》而作為「猛士」的代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我想到了以前語文課上那些老師要大講特講的「魯迅名篇」，可是最深的印象並不是《紀念劉和珍君》裡那句「真的猛士，敢於……，敢於……」，而是百草園裡的老樹和桑葚，社戲裡的老旦和豆殼。甚至在我的記憶中，這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鬥士也寫過這樣溫情脈脈的詩句「皓齒吳娃唱柳枝，酒闌人靜暮春時」。多麼可愛，多麼恬靜。看來，猛士之說可以這樣看，清醒的時候面對黑暗敢於隻身而入，甚至隨時赴死也心甘情願，只是這種清醒尚有迷醉之時，那如詩的迷醉用來戲謔愚昧，也用來享受生的美好。魯迅死在上海，死於病痛，可是並不懼怕非命之死，在有人花重金買他的人頭的時候，他依然坦然地活在恐怖之中，並說我隨時準備赴死，又是多麼的浪漫。
說罷猛士，當說說犬儒。這個詞源自古希臘，其中登峰造極者是蘇格拉底的學生迪歐根尼，此人倡導超出一切國家法度之外的絕對精神自由，終日放浪形骸，對別人的要求也只是「不要擋住我的太陽」。負有這種浪漫情懷的人應該是難以做出什麼激烈的政治姿態的，或者說，在他們的世界裡，自由的份量很難被它物取代。在亂世中，他們往往走入了中庸的一面，不參加什麼陣營，也不贊成劇烈的革新，如「辮子教授」辜鴻銘，他曾經因為強調對傳統的尊重而與胡適發生激烈的爭執。關於他倆的恩怨，胡適在一篇名為《記辜鴻銘》的散文中寫道：「辜鴻銘向來是反對我的主張的，曾經用英文在雜誌上駁我；有一次為了我在《每週評論》上寫的一段短文，他竟對我說，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見面時，他對我總很客氣。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兩位法國客人也到了；我進來和他握手時，他對那兩位外國客人說：『Here comes my learned enemy ！』大家都笑了。」由這個小細節可以看出，那些批評他的新派們似乎只看到了「傳統」的外衣，就是皇權、辮子、迷信等等，而在辜的眼中，「傳統」實際上已經擴大成為一種消融於批評主體的精神思想態度，一種可以讓批評主體獲得生活於社會時代的「優勢」。借助着這種態度，在一個複雜而且正在陷入到混亂之中的時代，批評主體可以完善其人性，達到其適當的境界，獲得抵禦外界壓迫及自我堅守的依憑。而在這種境況之下，辜鴻銘所期待、珍視的個人美德或者人的完善，在他理解就是「知性」、「禮儀」和「寬容」的合一。從這一點來看，辜的「傳統」不但不可以認為是封建的代表而加以剔除，更是一種相當現代化的觀念，因為就算在今天我們也不可否認，「知性」、「寬容」這些東西就是維繫社會生存的金勺。
寫了很多，終究還是離不開五四，我想這兩個數字最大的意義正是在於：對自己，記住小小的價值：對已知的事情保留熱情和責任，才能一直學習與質疑；對別人則要寬容，才能收穫愛和美好。
如果這樣，也可以不負青春之名了吧！?（本文圖片來自五四運動90周年圖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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