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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紀錄片《1428》
文：杜 婷
看《1428》之前是準備了心情的，畢竟是一部關於川震的紀錄片，那場災難的任何細節都足以令人沉重。然從影院出來的那一刻，預備的心情懸在那裡，不知該如何收拾。和我之前看到的關於5．12地震的紀錄片、新聞影像不同，這部影片更像是攝影機自己完成的作品，不凸顯，不干涉，不評判，只是呈現。
影片用了全景式的表現手法，沒有曲折跌宕的情節故事，沒有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沒有刻骨銘心的痛，沒有欲罷不能的悲。砸鋼筋賣錢的村民，將廢墟作為背景拍照的志願者，抱怨補助款沒有到位的老人，去宿舍尋找孩子遺物的父母，指責老闆震後沒有盡力救援的工人，創作者忠實地記錄着自己看到的，這些零散、細碎的生活各個面向。影片中地震這件事本身猶如照片中的廢墟一樣成了背景，創作者呈現的是瑣碎日常的生活，地震後依然在繼續的生活，雖然人們的聊天中多了對救災款是否被官員挪用的猜疑，村民們表達着把救災資源集中給重建示範村貓耳什麼的不滿，年輕人說地震後人的觀念變了不再想着攢錢，但生活還是生活，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東家長西家短，交易時的討價還價，沒有領到電熱毯後的抱怨。
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委將最佳紀錄片獎頒給《1428》時說，面對國家級的災難，這部影片以冷靜不煽情的方式做了客觀記錄。是的，在數萬生命逝去，無數家庭瞬間崩塌的巨大災難面前，導演杜海濱用超乎尋常的隱忍和克制來表現平淡和日常。他沒有深入到悲傷中，而是用有節制的敘述方式和鏡頭語言，點到即止。即便是面對那個失去孩子的家庭，鏡頭也沒有過多地展現悲痛欲絕，從學生宿舍的走廊移到發現兒子遺物後痛哭的父母和無法言語的哥哥，旋即又移回至塵土飛揚的走廊。
影片是在震後10天和210天分兩次拍攝的，震後即到災區的杜海濱不可能沒有面對災難時的人之常情，但他將自我充分後置，在影片中幾乎看不到「我」的存在。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瓦爾登湖》中說，「一個人若生活得誠懇，他一定是生活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是距離讓觀察和感受有了厚度和質感。創作者和拍攝對象之間保持的距離使創作者能夠冷眼旁觀自己看到的，甚至也包括自身，如同第三隻眼，一個盡可能中性的目光。《1428》中反覆出現一個蓬頭垢面的流浪漢，他叫楊斌斌，少年時一次挨打的經歷讓他變成了瘋子，他時常注視着鏡頭，只是看，沒有言語，沒有表情，如同他看震後的家鄉一樣，不快樂，不悲傷。影片的視角某種程度上就像是楊斌斌的視角，這種有距離的觀察讓影片不再停留在展示痛苦本身，災難便也經得起端詳。
照片、電視、電影，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影像構成的環境中，媒介輕易地將現場帶到我們面前，他們的生活是那麼真實，和我們一樣，他們有父母、妻兒，他們吃飯、睡覺，不同的是災難奪去了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於是在影像的幫助下對於災難中的人們我們更容易產生悲憫之情，但伴隨悲憫的往往還有痛苦、難過、感傷等情緒。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明明知道這樣的影像會引致負面情緒，但為甚麼我們還要去看？某種程度上是我們需要這樣的影像，我們需要以此來證明自己生活的完整，證明我們並未麻木，我們有感知痛苦的能力，有施與同情的能力。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的痛苦》中指出，「只要我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宣佈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佈我們的無能。」雖然出於善意，然而同情這種不穩定的感情卻有可能是不恰當的。我們用同情來逃避思考我們的責任，我們在災難中該承擔的。《1428》用平實冷靜的敘述，不在喚起受眾悲傷、同情、感動的情緒，而是將日常呈現出來供大家思考。於是，在廢墟旁兜售地震光盤、圖片，消費自身苦難的村民，說「我們國家領導人就是好，他們才真的該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司機，對着鏡頭問「剪不剪？不剪我就說，剪就不說了。」的老人，將溫家寶到災區慰問比作乾隆微服私訪的大嬸，創作者將這些災後生活的各個面向一同展示在影片中，不去評價對與錯，是與非。就是這樣了，這就是地震後的村落，這就是地震後的人，正如導演杜海濱在一次研討會上所說，這場災難「每個人都有責任，只是有些人要負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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