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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中，企業改制、房屋拆遷、土地徵用、集資等問題對民眾欠債較多，造成很深民怨。圖為吉林業主拒絕拆遷而與執法人員發生衝突。
中國的社會結構調整，已經進入一個重要拐點。在未來幾年任期內，胡溫面對的將是社會改革的攻堅戰。
社會結構滯後經濟五年
誠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所描述的，日前中國「經濟發展好得超過預想，社會矛盾卻比預想的要嚴重」。中國已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社會衝突呈現明顯回升態勢。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認為，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中，企業改制、房屋拆遷、土地徵用、集資等問題對民眾的歷史欠債較多，造成很深民怨，使群體性衝突不斷發生。
在陸學藝看來，這麼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社會衝突，其根源就是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差距所致。如果說中國整體已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那麼現在的社會結構只處於工業化初級階段。根據測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動相對經濟結構滯後五年左右。
結構落後阻礙經濟轉型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搞「GDP掛帥」，對社會改革重視不夠，犧牲了社會建設，城市化、戶口、社會事業等體制嚴重滯後，使得社會結構很不合理。而社會結構調整的滯後，反過來又阻礙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陸學藝認為，這些年講擴大內需，成效總是不大，原因之一就在於城鄉二元結構。
最新發佈的《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增加值下降到5％以下，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超過50％，這標誌着經濟社會結構的重大轉型。目前，中國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期加速階段，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將發生深刻轉換。
改革須由經濟轉向全面
在社會結構巨大變遷這一背景下，李培林指出，中國改革必須盡快由經濟改革為主進入全面改革階段，其中社會改革是當務之急，涉及到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城鄉社會管理、事業單位運行、社區社會組織等一系列的改革內容。
社會學家坦言，相對於路向清晰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結構的調整以及體制的變化，帶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這對中國政治經濟生態以及整體改革進程的影響難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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