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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 網上圖片
賀越明
最初讀到《李宗仁回憶錄》是在1980年，距今已三十年，那是作為「廣西文史資料專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注明「內部發行，未經許可，不得翻印」，全書共八編七十二章，洋洋五十六萬字，分上、下兩冊，定價為人民幣三元二角。當年6月印出第一版，是這部很有價值的歷史著述最早的版本，據說印數達六十萬冊，後又一再加印。從了解民國史及李宗仁本人經歷的閱讀需求看，除了「文革」前發行範圍極其有限的文史資料散冊外，該書實為當時唯一最系統、最詳實的長篇讀本，受歡迎程度自不待言。
回憶錄正文前，有出版單位署於該年3月21日的「出版說明」，稱對原稿進行了校訂，對有明顯錯誤的人名、地名、時間、部隊番號和錯別字作了改正，「但對其中一些不符史實的記述和錯誤的論點，為了保持原稿的本來面貌，未作改動，有的只加注說明」。直接改正之處，書中無跡可尋，而某些章節末的「編者注」，大都引用全國或廣西文史資料選輯中相關的回憶文字，作為客觀的參照。
這個最早的版本，未署美籍華裔歷史學者唐德剛的大名，儘管「結論」部分提及，這是1958年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學部為保存當代史料而促成，「該校旋派研究員唐德剛博士前來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時並舉」；並說「我口述後，由唐筆錄，整理成篇，然後再就有關史料，詳加核訂，再經我覆核認可後，視為定稿」，但既然沒有署上唐氏之名，當時讀過此書便不會對他留下任何印象，更不會認為其對該書的貢獻可與書中的「我」即李宗仁本人相提並論。
但正如台灣著名作家李敖所言，「《李宗仁回憶錄》的得以完成，除李宗仁本人外，有一位關鍵性人物，就是唐德剛先生。」（見《推薦〈李宗仁回憶錄〉》，載《李敖大全集》第28冊，中國友誼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從1958年暮春開始，唐德剛向李宗仁斷斷續續訪談3年，又悉心整理、撰寫並修改4年。他說，李氏流寓美國期間，身無片紙資料，只能就記憶含混地口述，從有關史料搜集、寫作計劃擬訂直到全部文稿撰寫，一切都由他「偏勞」，更感慨「我壯年執筆，歷時7載，為它犧牲了一切，通宵不寢的情況，記憶猶新」；「披肝瀝膽，前後凡二十有二年」；「我回想20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書泣下！」有關回憶錄緣起、撰著經過和出版周折，唐氏1980年7月28日作竣的長文《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詳述縷析，讀後令人同情之心、理解之情並生。
不過，早前唐德剛的撰稿者身份被排除在外，並非哪一人之過失。回憶錄中文稿係1979年夏，由李宗仁長子李幼鄰伺奉生母李秀文從紐約返居桂林時，贈予廣西政協而使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得以「內部發行」。按唐德剛在上文中的說法，「該會顯然不知此稿的來龍去脈—因為幼鄰本人亦不知道—他們並未徵詢我這位『著作人』的意見，便逕自出版了。」故此，他花了不少篇幅特意解釋著述權及版權之所屬，說明當年經過哥大提議和李氏同意，署名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稿」。1980年11月，《李宗仁回憶錄》由廣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88年，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1986年和1988年，香港和台北相繼出版此書。此外，市面上還有幾種盜版本。這些後來印行的版本，均確認該書乃口述歷史之作，而撰稿者可與口述者分享著作權。前些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唐德剛作品集」，則將其所撰的口述歷史著述都作為個人作品收入，自然也包括這部廣為人知的回憶錄。如此一來，「分享」似成「獨佔」，箇中分野自非我等局外人所能置喙。
有趣的是，依照唐德剛那篇「滄桑」之文所言，國人讀到的回憶錄中文版，原本是個「私生子」，因當初哥大口述歷史學部保存當代史料所需者為英文稿，而將李宗仁口述整理成中文稿，是唐氏「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一點『額外工作』」。程序上，英文稿反而是在中文稿增刪、改寫的基礎上迻譯而成，凡五十三章、四十多萬字，正是唐德剛嘔心瀝血首先定稿交差的，而中文稿因屬「私生」，且有缺漏之處，還需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補正、修改及潤飾，所以他對廣西政協在其毫不知情的狀況下，「內部發行」李幼鄰贈予的書稿頗有微辭，亦屬情理之中的反應。
其實早在廣西政協「內部發行」之前，這部回憶錄從1977年4月起，於香港《明報月刊》連載了兩年，後曾一度中斷，至1980年恢復連載。但其成稿延宕過久的發表及出版，卻引發了某些疑問或誤解。在去年7月下旬於香港舉行的中華傳記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位本地文史研究者對該書提出嚴厲的批評，稱其上半部是抄襲五、六十年代在《春秋》雜誌連載的黃旭初回憶錄，下半部則幾乎沒有一句真話。這兩句指控很嚴重，但唐德剛在前述長文中說過，這部回憶錄謄清的中文稿一式兩份，哥大存正本，李氏留副本，並在六十年代寄給定居香港的老部下黃旭初徵詢意見，「黃氏乃將李宗仁的回憶錄大加採用，改頭換面地寫入他自己的回憶錄裡去。因此筆者在李稿中的許多筆誤和未及改正的小錯誤，也被黃旭初先生誤用了。」李幼鄰攜回並贈予廣西政協的書稿，正是黃氏多年後歸還的那個副本。對於李稿與黃稿究竟誰抄襲誰，唐德剛這番說辭尚稱清晰合理，當可澄清疑問。至於下半部是否「幾乎沒有一句真話」，若無浩繁的證偽工作是不能輕易定論的，這需要對大量史實爬梳剔抉、鈎沉索隱，已不在本文談論的範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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