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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海黃帝」的「真蹟」，是製作團隊用街上見到的字「PS」到牆上的。
曾在北京、台北、廣州、香港放映，並參加亞洲電影節的《潮爆北京》，本月再度在香港上映。為何一部講北京新舊、京奧百態的電影，可以播完又播？其實，作為一部「城市對照記」的《潮爆北京》，並不需要附上「賞味期限」，如果讀者能放下「檔期」的觀念，我們會留意到《潮爆北京》除了作為《潮爆中國》一書的延展或補充，每一次映像歷程，總在某一個時點「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文、圖：李卓賢
《潮爆北京》製作於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電影開首，由新疆人扮演的伊朗人、片頭跳出的「山寨製作」、男主角小軍瞎扯copy與拷貝，似是隱然決定了電影的流播，就像他的導演李照興般，在不同城市間浪遊。
一個鏡頭，四種反應
《潮爆北京》在四地上映，採取「遊走」與「進入」特定圈子的策略。李照興指，他喜愛那種播放以後可以貼近觀眾、直接交流的上映形式，「寫字很單向，面對面的比較直接」，多種的想法可作為電影人往後創作的參考。例如在北京放映，首都的觀眾大都關心「電影的北京」是不是他們「認識的北京」，他們會形容「只是一個局外人去看北京」，並集中地說「北京在電影的呈現，真與假，熟悉與陌生」，然而在別的城市，觀眾關心的可能是主題、內容及敘事，會討論城市特有的新與舊，記憶與遺忘，變化等等。
電影裡，主角小軍要拍一部關於「後海黃帝」的電影，過程中引述了不同「專家」對城市景觀、歷史與文化人的意見，最後熒幕卻告訴你「後海黃帝」是inspired by曾灶財；戲裡又講付爺爺要找舊時北京的一條胡同，卻不認得路與城市，李照興種種設置所表達的，正是一種新舊真假之間的碰撞。對於電影中城市感觀的意見的偏差，李照興認為每個城市都有傳統的社區生活形態，城市人都需要面對急速發展的挑戰，所以在把握「城市」這個共有的議題時，會有針對自身城市不同的策略。例如在北京，無日無之的拆遷與改建，早已教人麻木，因此對電影裡議題的把握，又會有點不一樣。
有趣的是，很多本來是導演戲擬的情節，倒在拍攝過程中於北京生活裡實現。例如導演本想與男女主角在酒吧拍戲，卻碰見真的來自上海、探討北京八十後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體會的電視台攝製隊，李照興將之拍下並放進戲裡；另外在拍攝前，導演早想把九龍皇帝的事跡放到北京，卻在街道路面上發現了一些文字，於是又將之拍下，「PS」（網上術語，指Photoshop改圖）到後海的城牆上，成為一張好像真實的相片。
「盛事造城」
中國起飛，國內的城市都往前或錢看，哪時哪地都有重大轉變，但李照興的電影以至《潮爆中國》的大多文章均選上北京，就是早看中它那最急速的翻來覆去。在《潮爆中國》一書的後記中，他談到1988年在北京度聖誕，在1996年之秋到北京三里屯咖啡館，到2002年看見長城腳下的公社，已感受到那翻天覆地，但李照興認為最關鍵的，還是數2001年中國宣佈申辦京奧成功，那是中國得以透過一件重大的事件，去把城市改頭換面，李照興將之稱之為「盛事造城」。
原來如此，與運動無關的「褲叉」，抑或有關的「鳥蛋」，都是在這種氛圍下誕生，不知如今的上海世博，是不是以同樣的模式造城？
「盛事造城」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由官方政府主動作規劃，透過行政主導達至高效率，「這個詞有它的反面，就是不顧民生，不理抗爭，說收地就收，不用立法會審批和通過，說好三年就三年。」被問及香港是否能夠如此，李照興形容，在香港的環境下，很多事情要公眾討論才能落實，曠日持久，硬上馬只會得到反效果，效率又會被拉低。兩種城市規劃方式互比之下，「不能一刀切說這個好這個不好，是需要平衡兩方面的要求。」
當然，李照興認為如今的北京已正常多了，以往是人工化、超速度，把所有事情濃縮在限期前趕好，「過一日就像過了一個月。」也由於一次的造城運動，以往城市「不宜居」的因素—交通、衛生、配套都有了改善。對北京人來說，那速度好比玩了一次過山車，李照興倒認為那速度適合他們，何況在大政府之下，反正很多事情不能由北京人自決只能配合，那只好過一過口癮，弄些段子出來樂觀面對。
如何表達滿溢的城市符號
有不少報道形容《潮爆北京》可被視為2008年出版的《潮爆中國》的延伸，李照興形容，電影可算是書的輔助，書只能書面紀錄，但電影能紀錄速度、流動的畫面、聲音等等，在兩者中，他都利用拼貼的方式，把滿瀉的符號、很滿的聲音，「誓不罷休地」說出來，電影則可以利用多媒體，去講千奇百怪的現象，當中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最後的一段城市蒙太奇，在映像中用上交響樂做配樂，營造慶祝城市的急速發展的效果，那速度感是作者表現不了的，但導演就可以了。
當然，書處理到的大量訊息，也不是電影可加以壓縮。《潮爆中國》所處理的問題確然不止於北京，既有多個不同的城市，也遊走於文化、人文、設計、建築、潮流多個領域。無論是評論家抑或李照興自身，都為作者加上浪遊者（Flaneur）的身份，浪遊者像遊吟詩人般，捎來各式各樣的故事。
「遊客通常只會遊覽。Tourist是帶有目的性的東西，決定要到哪裡見識點甚麼，但Flaneur或者Traveller，基本上不做目的性的浪遊，說明是浪嘛，就是通過過程去開拓視野，碰到事情要覺得有趣，當中不包含目的性，而遊客也太忙了。」
2003年李照興因《號外》的發展回內地工作，在內地浪遊。在中國大陸做浪遊者其實難不難？「在大陸做Flaneur其實是很容易，沒有目的，且沒實際工作與職業，北京有很多這種行走於城市、每天和圈子裡的人碰撞見面、享受個人生活的人，但在香港，這是很奇怪的，總覺得你就是無業遊民，遊手好閒。」
他認為北京是一個適合做城市書寫的城市。對他來說，所謂城市生活，要有歸屬感，要在城市裡有生活與消費的軌跡，要又愛又恨，要想離開又想回來，要有公共空間去做自己的事。城市生活近年才在內地興起，而城市書寫仍在萌芽階段，因此內地讀者會熱衷於或巴黎或日本的作家的城市筆記，試圖去填補這種欠缺。
雖然香港早已回歸中國，但香港人總被看成是境外人士，好像總能把外面的東西推介到中國，包括李照興在內，梁文道、歐陽應霽、黎堅惠等作者，也是在這種氛圍下受到讀者關注。李照興形容，香港所謂的「先行者」的優勢，在於時差與文化差異。時差即是發展的先行，內地很快可以追及，但文化差異卻不是GDP多少就可以彌補，例如相對的自由、相對的公平。他指在一段時間內，香港文化人仍然有優勢，也是他們要將一套價值觀和國內讀者分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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