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羊璧
編者按：吳羊璧先生的專欄原載采風版「琴台客聚」欄目，因版面調整，從今日起移至本欄目，逢周三刊出，敬請讀者垂注。
從忽必烈的《本紀》中摘錄出來的這些記事，可以看到，忽必烈在進入中原前後，很有意識，很着力地在促進蒙古族人完成由遊牧到定居的大轉化。
他面對很多困難及問題：
一、許多蒙古人根本未有轉化的意識，「蒙古人未之知也」。
二、傳統蒙古人進入中原，真的有人想把耕地變為牧地草場。忽必烈要下詔「不得以民田為牧地」，可證當時這種傾向是存在的。
三、要不斷鼓勵及支援農業耕種，如給耕牛、牛具、分荒田給無地者耕種，等等。
四、至元十二年給參知政事高達說的一段話，最為全面，有總結性。回顧過去征獲一個城邑，（掠奪之後）就走，「委之而去」；強調土地與人民的重要性，必須定居下來，「使百姓安業力農」。這是以前蒙古人「未之知」的事情。
忽必烈做了許多努力，終於在轉遊牧為定居這方面得到了成就，在中原大地建立了元朝。但是從建立一個大國的要求來說，事情還很多。至少有幾個大方面的事要做好，如：經濟的建設（農業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完善制度的建立，良好的統治秩序，精神、文化上的提高（漢族在文化發展上已前進了一大步，必須汲取漢族文化），等等。在這些方面，忽必烈無法好好完成，不能為整個遊牧民族實現轉型。
忽必烈也注意到學習中原漢族的傳統文化。例如至元十三年六月，「以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縣尹孔治兼權主祀事」。說明尊重孔子與儒學，孔子的後代孔治在當時是曲阜縣尹，主理祀事。不過，這只能說明初步注意到了文化上的學習。
除了定居與農業的轉型之外，元朝的政體與社會存在的問題很多，成為元朝短命結束的因由。眾所周知的事是，元朝的社會，把人分成四大等級。蒙族人是最高一級，其次是色目人（包括畏吾氏、乃蠻氏、回回氏等等西域民族），第三及第四是漢人（漢人分二等，大致以宋、金疆域為界，北為漢人，南為南人。江浙、湖廣、江西都是南人）。其實各等級中的組成也很複雜，例如女直生在西北，不通漢語的，同蒙古人；女直生在漢地，同漢人。這種等級的劃分，實際是權利的劃分。征服者的地位最高，權利最大。這仍是以強權為主的一層層的分利。這結果是，不但四個等級之間有矛盾，同一等級之間也有矛盾。這情形反映在行政系統上，各機關繁多，不相統屬。因為大家都爭權利。權利分散，各個部門都管或都不管。蒙古人不是善牧羊嗎？那時人們形容是「十羊九牧，莫之適從」、「家自為政，人自為國」。（元史紀事本末）。
這可以說是遊牧意識的殘餘。但這種意識深不能解。
中原民族有悠久的文明，形成了一套社會秩序。現在這一套秩序被打破了，砸爛了，卻沒有一套新的秩序來代表（根本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社會的不平等及混亂，可以再舉一二例子。一是打完了仗，收禁武器，「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顧炎武《日知錄》）。兵器分三等，下等的毀掉，中等的賜蒙古人，上等的貯藏在庫中（元史．世祖紀）。這反映出不但在行政上分級，個人掌權武力也分級。又一個例子是，在法律上，配刑也按人分級。漢人、南人殺蒙古人、色目人，處死。蒙古人、色目人若因爭論或乘醉殺漢人，罰金，免死刑。
法律、行政等制度、社會秩序、社會意識、文化意識的建立，很不容易。這方面，忽必烈顯然力所不能及，也不是他的視野所能見。能夠做到定居，重視農業，已經非常不容易了。元朝這些大矛盾，到了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