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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因償還能力有保證，問題本質是「危機債務」，因此不能混同於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圖為長三角首條時速超300公里的滬寧城際鐵路已於日前正式通車。本報圖片
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王 慶
若要避免「調結構」流於形式，深層次結構改革不可或缺。否則，今天的「危機債務」可能演變成明天的「債務危機」。在不久前結束的G20峰會上，20國集團就「保持經濟增長以創造就業」和「消減財政赤字以控制公共債務」孰為優先，產生了激烈爭論。
以美國為代表的一方，認為「保增長」乃當務之急，是償還債務的先決條件。沒有增長，就沒有稅收，償還債務也就無從談起。以歐盟（尤其是德國）為代表的另一方，則堅持「緊財政」。否則，債務水平居高不下，主權債務信用評級無法提高，會嚴重影響資本市場投資者的信心，拉升借債成本，給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公共財政雪上加霜。
兩個陣營各執一詞，聽起來都很有道理。然而，爭論雙方似乎都迴避了一個更本質的問題：剛剛過去的這場全球危機，根源於歐美經濟體內深刻的結構問題；解鈴還須繫鈴人，結構改革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脫離了對結構改革的關注，而孤立地討論諸如「保增長」和「緊財政」這樣的短期問題，則會避重就輕，有可能貽誤推進改革的最佳時機。
在過去幾十年裡，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數次經濟危機衝擊，在反覆應對危機過程中，得出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只有伴隨著結構改革的反危機政策才會產生持久的積極效果。20 國集團關於「保增長」和「緊財政」的辯論，在中國，對當前關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相關政策問題的討論有非常相似的借鑒意義。
如果說，歐美經濟問題本質是「債務危機」，中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問題本質則是「危機債務」。在歐美，居高不下的債務，是常年結構問題累積的結果，最終以危機的形式展現出來；根本擺脫「債務危機」，結構改革是繞不過的坎兒。在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負債水平在短時間內激增，是中國政府應對全球危機的結果，同樣也暴露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一些深刻的結構問題。根本解決「危機債務」，結構改革同樣是繞不過的坎兒。
歐洲的主權債務是多年赤字財政的結果，而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主要是投資項目融資的結果。在前者，政府的信用來源是政府未來可能獲得的稅收收入；在後者，政府的信用更重要的是其所投資項目的經濟價值。在歐洲，產生債務的結構性因素包括人口老齡化、僵化的勞動力市場、過度慷慨的社會保障系統等。
在中國，產生地方政府債務的結構性原因在於政府對各類經濟要素資源（如土地）的直接控制，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不協調（如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稱）， 以及地方政府債券市場的缺失等。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初，有不少國家的政府把問題簡單歸咎於資本市場參與者的投機行為，試圖在市場上採取各種限制措施來防止危機的深化和蔓延。結果是一場徒勞，因為出問題的是地方政府財政，而不是資本市場本身。
在中國，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負債大規模膨脹，有相當多分析人士把矛頭指向銀行系統，認為問題出在銀行風險管理欠缺，尚未完全商業化運營。然而，銀行之所以願意向政府融資平台提供貸款，就在於其具有政府的隱性擔保性質。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負債，本質上是財政現象，而不是銀行問題。
在歐洲，為了應對「債務危機」，在短期內，的確需要在「保增長」和「緊財政」之間取捨。然而，在中長期，若要根本解決償債能力問題，結構改革必不可少。否則，經濟可能不斷被反覆的危機困擾，即「拉美化」；另一種可能就是，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即「日本化」。
在中國，不應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負債（即「危機債務」）混同於歐洲主權債務問題，而過度關注地方債務水平，因為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上是有保證的。「調結構」是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的主旋律，中國政策制定者的目標似乎已經超越G20 峰會關於短期政策的狹隘爭議。若要避免「調結構」流於形式，深層次的結構改革不可或缺。否則，今天的「危機債務」可能演變成明天的「債務危機」。
(本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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