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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唐山大地震》上映之後，觀眾褒貶不一。公正地說，這部影片的確較好地表現了敬畏生命的主題，許多情節感人至深。不過，坐在電影院裡的筆者雖然並未刻意做布萊希特式的批判型觀眾，但仍清晰地覺察到其觀念上的陳舊。
在影片的開頭部分，導演設置了一個兩難處境：雙胞胎姐弟同時被壓在水泥板下卻只能救一個，母親李元妮必須在親骨肉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從個體生命的價值角度看，人是平等的，雙胞胎的相似性更將這種平等品格凸顯到極致，因而選擇是極為艱難的。正因為選擇之難，支配選擇的深層原因就更耐人尋味。影片中的母親經過複雜的內心鬥爭後，終於做出了自己的終極決定—救弟弟方達。在影片發佈會上，母親的扮演者徐帆曾如此解釋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她猜想，可能是當時聽見弟弟說話，沒聽見姐姐說話吧。」從整個劇情看，這個解釋無疑是說不通的：其一，沒聽見說話不等於人不活著；其二，母親在瓦礫中找到女兒之後，未採取任何搶救措施，就斷定後者已死而全力照顧兒子，其行動之倉促令人不解。事實上，劇中的母親所依據的選擇尺度無疑是性別：在幾乎互為鏡像的雙胞胎姐弟之間，主要差異是性別身份的不同。弟弟之所以成為兩難選擇中幸運的一方，根本原因在於其性別優勢：在傳統的語境中，男性既肩負著延續家庭血脈的責任，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價值遠遠高於深處從屬地位的女性。在做出這個維護男性中心論的決定後，母親雖然長期生活在悔恨、內疚、苦痛之中，但依然以男性—兒子—為生活的中心。除了等待不存在的亡靈回到故里之外，她沒有任何尋找女兒的實際行動，而是全力照顧兒子。她心目中的女性顯然遠遠低於男性。這種價值觀也支配了她與兒媳的交往：為了擁有對孫輩的照看權，她甚至毫不猶豫地讓後者與自己的幼子分離，絲毫不顧及後者的權利和感受。陳舊的男性中心論支配著影片中的人物，預先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弟弟不但獲得了優先生存權，而且於成年後闖出了自己的天地，開著寶馬衣錦還鄉；姐姐先是被棄於亂屍堆中，繼而寄人籬下，接著被花心男友拋棄，淪落為靠做家教為生的單身母親，最終遠嫁加拿大，投奔相對寬容的西方白人男性。在影片的結尾處，母親等人雖然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懺悔，但他們的反思僅僅表達了略顯空洞的人道主義情懷（「那也是條命啊」），而未敞開男性中心論的荒謬品格。
除了陳舊的男性中心論外，《唐山大地震》還未超越傳統的意識形態主張。大地震發生時，世界歷史已經逼近20世紀80年代，西方已經大體上完成了現代化進程，中國則由於體制欠缺和長期動亂而變得病弱不堪。1976年的唐山建築脆弱，街道狹窄，缺乏現代化救援手段。當地震發生後，整個城市在23秒之內化為瓦礫，二十多萬人喪失生命，倖存的人們只能湧向機場—整個城市中唯一安全且可以設立醫院的地方。這絕非僅僅是自然之災，更暴露了體制之弊和動亂的後果。然而，對於如此重要的動因，影片卻未作出任何反思。它展示了災難的慘烈和心靈之痛，卻未追查災難的社會學根源。非但如此，主創人員還精心設計了大團圓式的結局——弟弟獲救，姐姐神奇地甦醒，全家人在相對美好的氛圍中重逢。為了迴避能引起反思的因素，影片的後半部分淡化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震後傷痛—母親在兒女先後離開自己之後並未體驗到生存的艱難；失去手臂的兒子雖然未去大學深造，卻傳奇般地成為擁有寶馬和豪宅的成功人士；身為單身母親的女兒則依靠異國情緣輕鬆地找到了自己的歸宿。這種輕得與影片題材不相稱的情節安排自然無法造就反思的機緣，整個作品最終失於膚淺和俗套。
觀念上的欠缺對於藝術品來說往往是致命的。主題的陳舊決定了《唐山大地震》雖然不乏視覺的震撼力，但並非深刻的悲劇史詩，而僅僅是部賣座的通俗大片。（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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