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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香港史專家考察屏山鄧氏宗祠。左起為：丁新豹、蕭國健、鄧聖時、劉智鵬、劉蜀永。
■陳佳榮
《劉蜀永香港史文集》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劉蜀永教授是內地旅港的香港史名家，參與和主編過《19世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史圖說》、《簡明香港史》等重要著作的編撰。本書是他的自選文集，包含卅餘篇文章，分隸於下列諸項：總論、英佔以前的香港、香港與中國革命、中英角力下的香港政治、香港經濟與文化、歷史人物、史實考訂、香港史研究動態與香港地方志、附錄。
書中各文無論史事考訂或分析評論，均呈客觀持平的態度，頗具參考價值。例如，〈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一文，以香港為個案論述西方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雙重歷史作用：〈香港：150年來政治經濟發展概況〉一文曾作為代表中國學者觀點的重要論文，於1997年發表在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性雜誌《中國季刊》上；〈香港與辛亥革命運動〉一文，系統論述了香港作為孫中山革命思想發源地、革命黨人武裝起義基地、宣傳重地和籌款之地，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曾引起海內外華人傳媒的關注。書中還附有香港歷史圖片，以及與劉蜀永學術生涯有關的報刊評介、信函、簡歷、照片等，對讀者了解香港史研究狀況，以及認識香港，均有一定的幫助。
蜀永先生自中英《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簽署前後，即矢志於香港史地的研究，並馳名於香港回歸祖國時期的國內外學術論壇上。手持《劉蜀永香港史文集》，不禁浮想聯翩，因為自己與劉君從相識到建立長期友誼，亦正同此國家大事密切攸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曾共同經歷了《19世紀的香港》、《20世紀的香港》、《香港史圖說》等書的編輯、出版過程，度過了無數難忘的歲月。是故敝人之所以向大家推薦此書，絕非源於私交，而是出於對香港史學的密切關注和深厚感情。
毋庸諱言，部分香港學人對內地學者的香港史論著有所保留，認為政治內涵、意識形態過濃，並名之《歷史的沉重》。不過，對人、對事、對書均應持具體分析的態度，堅持史事確實、態度持平、結論客觀等標準。在這裡，未能對劉君文集各篇作甚麼具體的評述，只就自己在兩次學術會上目擊親聆蜀永教授對學術批評的態度，發表一點感想。在那些會上，有人撰文直接批評劉著，或詢及其對「歷史的沉重」批評的態度，劉教授非常平和、謙遜，一方面據理解釋，一方面感謝批評乃至反對的意見。由具有此等學者風度者所撰的篇章，即使內中難免可以商榷之處，但其學術價值、可讀程度，本身應是毋庸置疑的。
敝人在黃鴻釗教授《香港近代史》（學津書店2005年版）的〈弁言〉中有云：
「由於香港自古至今，均屬中外大國治下的一個區域，故其歷史的地方性頗重，且多非由本港人所書寫：有外國人寫的香港史，有清朝人寫的香港史，有國民黨人寫的香港史，有共產黨人寫的香港史。迄今為止，還缺少一部由香港人自己寫成的、篇幅較大的通史性香港史。本來學術研究是不能分種族、民族、國界或地域的，只要是符合客觀實際，均屬全人類的成果。惟若以香港人的立場論，如果不滿意外地人為本地所撰的歷史，那就不能停留在批評的境地，而應加倍努力，認真嚴肅地編撰出一部權威的『香港人的香港史』來！」
蜀永教授早已在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和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供職，與劉智鵬博士、丁新豹博士等合力推動《香港通志》的編撰工作。「嶺南二劉一丁」所從事的，不正是「港人自講」嗎？我們應該悉力以赴，從經費、學術、出版諸方面，對他們的大業予以充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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